成書於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共繕寫七部，分別藏於七處：北京宮內文淵閣、瀋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熱河文津閣，是為北四閣、鎮江金山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杭州西湖文瀾閣，是為南三閣。北四閣中，文源閣本毀於1860年英法聯軍火焚，文淵閣本20世紀40年代移至臺北故宮博物院，文津閣本從承德移藏於北京圖書館，文溯閣本在文革中從瀋陽故宮移藏於蘭州，現存於甘肅省圖書館。
南三閣中，文宗、文匯閣本太平天國戰爭期間被毀，文瀾閣本則另有一番曲折經歷。
杭州文瀾閣始建於1782年，1861年太平軍攻佔杭州時倒塌，所藏庫書散落民間，後由杭州著名藏書家丁丙、丁申兄弟努力搶救了一部分，於1881年再度存入修復後的文瀾閣。1911年浙江省咨議局議決，將閣書撥歸浙江圖書館，遂移藏於該館在孤山的新館址。1915年∼1925年，又先後組織過兩次規模較大的補抄，使全書基本補齊，總冊數已有36278冊。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文瀾閣《四庫全書》開始了漫長的漂泊歲月。
日本人要搶走《四庫全書》
1994年，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毛昭晰在日本京都讀到日本學者松木剛《掠奪了的文化——戰爭和圖書》一書，書中記述，杭州淪陷後不久，日本的「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於1938年2月22日派了9個人從上海趕到杭州，尋找文瀾閣《四庫全書》。
「抗戰剛剛開始，社會上流傳著種種小道消息。有的說，東北淪陷後，日本人將瀋陽文溯閣《四庫全書》運往東京，而北京的兩套書（宮內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也快要被日本鬼子搶去了。」現任浙江圖書館事業研究所所長的林祖藻說，在紀念原浙江圖書館館長陳訓慈先生誕辰九十週年的時候，沙孟海等老先生這樣回憶當年的情況。在烽火硝煙中，陳訓慈帶領浙江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冒著生命危險，輾轉數千里，歷時近9年，終使文瀾閣《四庫全書》得以保全。
陳訓慈舉債遷書
陳訓慈字叔諒，陳佈雷之弟，1923年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部，抗戰爆發時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1937年8月，淞滬會戰打響，日機時常襲擊杭城。11月，日寇登陸金山衛，杭州危在旦夕，文瀾閣庫書必須盡快轉移。1937年11月13日和20日，為籌措運書款，陳訓慈數次至省教育廳（當時浙圖歸省教育廳管轄）求助，只領到三百元。陳訓慈只好四處舉債。
陳訓慈在日記中寫道：「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為運書款，絀以向張君曉峰借兩百金，自墊二百金，今悉磬。無應挑工的工資，乃往訪振公僅借得六十金，應付頗不易……」
對於這段歷史，當時負責保管工作的毛春翔在《圖書展望》（1947年復刊第三期）的一篇文章中回憶道：「館長陳叔諒先生恐閣書被炸，即命總務組趕製木箱，準備遷移。七月末，情勢日益惡劣，乃決定遷運日期及地點。日期，定於八月四日。地點，決定富陽漁山石馬村趙宅，……八月一日，全館職員集孤山分館，點書裝箱，至三日深夜裝竣。計閣書一百四十箱，善本書八十八箱，共二百二十八箱。四日晨閣書離館，運往江干裝一大船。五日午刻，抵達漁山。」
1937年12月3日，庫書與善本自富陽向南運抵桐廬。後依靠從浙江大學借來的卡車，分運三天，繼續向南到達建德縣，最後運抵浙閩贛三省交界處的浙江省龍泉縣。
但龍泉仍非久留之地，將庫書運到大後方才是妥善之策。遵照當時教育部的要求，庫書於1938年3月27日從浙江龍泉出發西遷，途經福建浦城，又折回浙江江山，再上浙贛鐵路，過江西，到湖南長沙，從湘北到湘西，直奔貴州貴陽，至4月底運抵貴陽，先存西郊張家祠堂，後藏北郊地母洞。
約1600公里行程中，除了藉助浙贛鐵路，大多數時間都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運。路途遙遠、天氣寒冷，加上日機空襲不斷，一路艱險，難以言述。
到達貴陽後，陳訓慈向圖書界前輩張宗祥求字，張賦詩一首，概括了這一趟「文化苦旅」：
辛苦南征道路長，壽松秘籍在行囊。
護書心血債全願，歷劫漂湘發奇香。
天一叢殘懷甬上，文瀾安穩到黔陽。
八千卷已歸何處，老友飄零淚數行。
竺可楨援手護書
竺可楨與陳訓慈有師生之誼，時任浙江大學校長，於文瀾閣庫書的大轉移也有莫大幫助。1939年6月23日下午，隨浙大南遷的竺可楨偕貴州省教育廳人員至地母洞察看庫書存放情況，看到只有兩名工人看守。打開一箱驗視，發現其中書已略有潮濕。他們當即商定，屋頂須以瓦代木，箱中書籍須晾晒，看護工作必須有人主持，為此要向有關部門申請經費。
竺可楨在1942年10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譚其驤來，渠眼力不佳，願代方翥人去貴陽晒四庫全書。但貴州只六、七、八各月多見陽光，九月以後則暗無天日，此時晒曝殊不相宜。」1943年11月24日，竺可楨又記：「八點晤（貴州省）教育廳歐愧安廳長。與談文瀾閣《四庫全書》放在地母洞潮濕，於庫不相宜。」
1942年4月，竺可楨赴重慶參加教育部第二屆學術審議會大會。19日下午受到蔣介石接見時藉機把庫書問題反映到了權力最高層。1944年，日軍從廣西北犯貴州，11月，黔境告危。12月8日，《四庫全書》轉運遷渝，至23日抵達重慶青木關。1945年2月19日，文瀾閣《四庫全書》保管委員會在重慶成立，張宗祥、竺可楨、陳訓慈皆為委員。
抗戰勝利後，庫書於1946年5月7日由6輛汽車載運離開青木關，費時近兩月，於7月5日抵杭州。從1937年8月4日離開杭州起，至1946年7月5日回到杭州止，文瀾閣《四庫全書》經歷了長達8年又11個月的「抗戰苦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