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11月18日訊】1967年夏天，武漢720事件後，7月22日，江青對河南省群眾組織講話時，首次提出「文攻武衛」口號，武鬥於是進入了重武器的階段。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從此進入全國範圍內「全面內戰」、停工停產的武鬥時期。
記得當年，全國最大的兩場武鬥都發生在四川。一是1967年至1968年間在重慶發生的一大片、一系列戰場的武鬥；尤其是重慶楊家坪武鬥，還出動民船改裝的「軍艦」、大炮、坦克等重武器，使楊家坪謝家灣地區路斷人稀。另一次，瀘州武鬥造成的損失無法一一統計。從1967年7月18日發動第一次「武裝支瀘」起，到1968年7月4日發動的第三次「武裝支瀘」止，僅三次「武裝支瀘」就使瀘州地區的工農業生產陷於全面癱瘓。
那時，我在「開氣找油」的隊伍中，在地處威遠縣越溪鎮余家寨附近的史家溝做臨時工，每日不抓革命也不促生產。而聽聞瀘州武鬥進入「陣地戰」的消息，則是來源於紅村的「石油怒火」報，和「文攻武衛戰報」，這些報紙還突出報導了32111石油鑽井隊分裂成兩派，分別參加了瀘州武鬥的消息。
閑來無事，我們或去摸魚捉蟹改善生活，或到後山的破廟宇中去尋找一些斑駁的字跡。一天中午，在去後山的山路上，我突然發現生產隊的小煤窯前面，站著一個一絲不掛的男童。我有些吃驚，但藉機上去問路。男童大約10歲多，頭髮凌亂，面孔漆黑，枯瘦的身子，只有一雙眼睛告訴你他還活著。問完路，我又看見左側不遠的石頭上，出現了另一個一絲不掛的男子。男子大約30多歲，他可能是聽到了聲音，站在石頭上張望。在正午的陽光下，他全身呈古銅色，但皮膚有部分晒傷後脫皮，頭髮也是凌亂，但又粘結在一起，同樣漆黑的面孔和枯瘦的身子，只是比男童高出一頭。
我不便多問，就沿著山路往上攀登。待到後山的破廟宇後，我已把對廟宇中文字的關心，轉變成對兩個裸體人的好奇。因此，我提前往回趕，想再找到他們，問問他們怎麼來到這裡，為什麼一絲不掛等。待再回到生產隊的小煤窯前時，他倆已不見蹤影。我四周搜看，發現剛才站男子的石頭後面，有一小塊平地。上面有一座三角形的窩棚，窩棚用竹竿和油毛氈搭建，大約不到2平方米。窩棚內只有一些稻草和破絮，窩棚前有一個用石塊和黃泥砌成的馬蹄形泥灶，上面有一個裂口的破鐵鍋。我注意看過，鐵鍋內鏽跡斑斑，顯然其主人已常年不見油葷。
下山後吃過晚飯，我找到生產隊的余隊長（兼民兵隊長），告訴他半山腰有兩個蓬頭垢面的裸體男人。由於當時階級鬥爭的弦總是繃得很緊，我問他是不是逃犯。余隊長卻說不要大驚小怪，是生產隊怕別的隊晚上來偷煤，就派他倆去守小煤窯的。我不太相信隊長會派一個小孩去守小煤窯，就又多問了隊上的幾個婆婆大娘，這才搞清楚，原來生產隊的工分值低，全勞力一天也只能掙角把錢。隊上沒有副業可依賴，就開土窯挖煤，再把煤擔到附近場鎮去賣，換點現錢分給社員買油鹽柴米。由於山區貧困，有的隊開窯燒碗，有的隊開窯燒磚，也沒有誰來割資本主義的尾巴。但社員們都怕苦、怕小煤窯塌陷，因此不願去值班挖煤和守小煤窯。於是余隊長就派這父子倆去常年駐守小煤窯，白天爬進洞去，把煤用十字鎬挖好，用筐拖出洞（只能一人爬進爬出），晚上睡在窩棚裡看守。
我聽婆婆大娘們講述時有點吞吞吐吐，就又去請教房東史大爺（我們寄住在社員家中），請他告訴我，為什麼這父子倆就能聽余隊長的安排，而且他倆為什麼一絲不掛。史大爺把我叫到內屋，悄悄對我說，這父子倆是老地主的兒子和孫子。這家是史家的本家，因祖上積德，傳下二十多畝地和幾間瓦房，這在山區就是財主了。土改時，這家被劃為地主成分，老地主前幾年吃不飽加年老死了，地主的帽子就給他兒子戴上。兒子戴上地主的帽子後，媳婦也跑了，留下這父子倆住在一間破房裡。文革前，老地主的孫子沒有資格上學。文革發生後，余隊長乾脆安排這父子倆去挖煤和守小煤窯，並把他家的破房沒收充公。我問史大爺這父子倆吃什麼，史大爺說，山區的主食就是紅苕、土豆和玉米。隊上雖有幾畝田可以種水稻，但大米從不分給這父子倆。
我聽史大爺敘述後才恍然大悟，史大爺還叮囑我千萬不要多管閑事，這週圍兩大姓之間歷來不和，以免引火燒身。後來，在越溪鎮趕場時，我偶爾見過那個男童。他身穿一件破爛而厚重的百衲衣，背篼裡裝了一些農產品，手提一個土瓦罐，慢慢地走在這來回二十多里的山路上。有兩次我特意在返回的路上等他，想問問他上街做什麼，但他從不吭聲，只顧走路。無論冬夏，那件破爛而厚重的百衲衣就是他的標誌。
又是史大爺告訴我，隊上允許那個男童趕場時上街，用農產品換點鹽巴。我無語了，雖有千言萬語在心中翻騰，卻再不能去打聽這父子倆的情況，因為余隊長已對這父子倆講過，不許他倆亂說亂動。第二年，土建中隊被調到大邑縣䢺江區花水灣，修建一口井場的土建設施。從此，我再沒有回過余家寨。
多年來，我總想寫寫這曾生存在山區的父子倆。寫他倆裸露的身體，漆黑的面孔和枯瘦的身子；寫那件破爛而厚重的百衲衣，為什麼成為賤民的標誌；寫他倆雖身體裸露，卻從不吭聲的原因。1976年，我也試過把「裸體人」寫成短篇小說，但文友們看了都感到枯燥無味，也許是我力所不逮的緣故。
今天，我再度提筆寫「裸體人」，是我不願意無聲地埋葬「裸體人」和我自己。野夫說：「偉大的土改運動終於在腥風血雨中結束了，據史學家考證，大約有三百多萬所謂的地主為此喪命。他們中多數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樣勤扒苦做的世代農民，當新政需要動員全社會來奪取權利時，必須要借他們的頭顱來祭旗。毛何嘗不知他那地主父親的甘苦，他豈會真的相信那些可憐的民間財富來自剝削。一切只是緣於政爭之謀，所以他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那時代，成百上千萬的地主及其子孫，有的一夜之間便成了冤魂，而活下來的也因此生不如死，成了永遠的階級敵人，永世不得翻身。我想，苦難者和失敗者必須言說，有言說才可能進入歷史，讓後人不至重蹈覆轍——這是一個寫作者對暴政的反抗和對自由的基本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