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右）跟江青在一起。（網路圖片）
中共特務頭子康生，一生大搞逼供信，迫害無數人。僅在1943年，康生在陝甘寧邊區就以逼供信卑鄙殘酷手段抓出「特務、叛徒、內奸」1.5萬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68年，臺灣國民黨情報局放出康生曾經被捕叛變的消息，讓這個迫害狂心驚膽顫，惱怒非常。為了掩蓋真相，他勾結中共公安部長謝富治，下令上海市公安局立即處決此案主要當事證人盧福坦，並迫害被牽連的知情人。
據王學亮在《黨史縱橫》上披露，1969年11月，由北京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現在上海市公安局。來人向公安局的軍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親筆簽字和謝富治批准的處決命令。
這封「來頭」相當大的處決命令是針對一位79歲高齡、被關押近30年、名叫「盧福坦」的老人的。
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為什麼要專門簽署命令處決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親筆簽名不容置疑，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佈置，公安部的代表還對上海公安局負責人提出一個「特別」要求，即在處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採用封嘴的辦法，不讓他說話。
盧福坦已經老邁年高，體弱不堪。最後上海公安局採取的辦法是，以吃飯為名「請」盧福坦「喝酒」，把他灌醉後再執行槍決。
死去的這位老人名叫盧福坦，山東泰安人，曾是中共「五大」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1932年12月被捕叛變，後成為國民黨中統特務。1950年5月被共產黨抓捕後，一直秘密關押在上海。
1932年12月，盧福坦被英國巡捕抓獲，隨即被遞解到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關押。根據後來警察局的資料顯示，盧福坦被捕後迅速叛變，其速度比之前的中共總書記向忠發還要快，並成國民黨中統調查室的候補特務。盧福坦曾經向國民黨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員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變的秘密。
康生當年被捕入獄，後來是通過國民黨中央要員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獄的。這件事在當時是很少人知道的。1949年，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檔案在被接手時有一部分丟失了，還有一部分被轉移到了臺灣。所以康生被捕後的具體細節只有在盧福坦給國民黨交待事實時被提及過。而中共黨內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只有陳賡一人。陳賡對這件事始終沒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1955年批判「高饒集團」時，陳賡才順便提了一句。
後來知道康生這件致命醜聞的人是曾任中共華東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的饒漱石。饒漱石曾專門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調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盧福坦這份報告。饒漱石看完報告後，將報告的內容向毛澤東作了詳細的匯報。毛澤東聽完匯報後並沒有立即答覆，這件事就被擱置下來。
60年代，謝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調閱了饒漱石當年看到的這份檔案的原件，並且做了相關的記錄。對調閱盧福坦的交代材料這件事情，康生本人並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饒漱石在背後搞他的黑材料，而對謝富治後來的調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盧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
1968年，臺灣情報當局拋出一份關於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渠道進入北京，首先被紅衛兵頭目蒯大富等人獲悉，隨後報告給了江青和康生。康生這時才知道盧福坦的事情。最讓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衝擊，上海市方面沒有做到足夠的保密，盧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組織的幾名頭子在提審時談到了一些30年代的內容，居然還上了簡報。
康生通過江青等人公開宣揚自己從沒有被捕，他說：「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還找到謝富治質問這件事情的來由，並問謝富治，像盧福坦這樣的叛徒為什麼從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謝富治要康生簽字，說只要他簽字就可以生效。就這樣，康生和謝富治先後簽署了立即處決盧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結，但是康生沒有想到謝富治偷偷留了一份處決命令的影印件，這個影印件到了文革結束後，被當時審查幹部的中紀委發現，中共內部有人準備據此定論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當事人盧福坦已經不在了，所以中共當局到最後還是沒有形成結論。最後一個知道康生這件事的饒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為這件事曾經做了很長時間的密調工作，被牽連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不過，康生急於處死盧福坦並要求「封嘴」這一舉動，不能不讓人懷疑這個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的迫害狂自己就是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