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土改時期按人口比例屠殺民族精英。（網路圖片）
在中共建政後的土改之時，在大陸範圍內，只要是和國民政府或國民黨沾有一點邊的人，無論其道德品行如何、無論其是否與共產黨有過過節，都一律予以捕殺了。其殘酷性已超過了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的改朝換代時對前朝的鎮壓。我以我老家附近的兩位人物來舉例說明：
一、楊載雄（1881-1951）
又名楊懷斌,字璘軒,湖南澧縣縣城桃花灘人（今老啤酒廠附近）。
楊與蔣翊武從小是同窗好友，澧州官立高等小學堂畢業。少時好馳馬試劍，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天津時，楊加入湘軍勁字營北上抗敵。後改投湖北新軍，與蔣翊武同隊。
1911年1月，文學社成立，蔣翊武任社長，楊任本部參謀。9月，文學社與共進會聯合，組成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蔣翊武任軍事總指揮，楊為軍事籌備員，協助蔣謀劃制定武昌起義計畫。
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爆發，楊參加會攻清督署、藩署戰鬥，身先士卒，勇敢頑強。武漢保衛戰中，楊臨危受命，由第十標統帶升為步兵第六協統領，兼率馬、炮各隊，防守東湖門，搜索陽邏、葛店、武昌、黃州一帶頑敵，進攻龍王廟以牽制清軍。退守漢陽兵工廠時，受命指揮將校決死團的一部和敢死隊第三隊。敵以小船載引火物，擬火燒兵工廠，楊迅挑善泅兵士潛水焚燒敵船，致敵船損人失。漢陽失守後，率戰卒千餘，死守武昌城外大堤口、氈泥廠、下新河之線，防禦工作極堅，見者匪不稱道，是蔣翊武「守危城、卻強敵」的功勛戰將。
民國成立時，被孫中山授予陸軍少將銜，並授孫中山親書「陸軍三等龍虎章少將」匾。所屬部隊被編入北伐第一軍，楊被任命為黃陂、孝感鎮守使。
1913年楊解甲歸澧，1915年至1924年在澧州中學任教。
1925年，任命為建國聯軍川軍補充團團長，參加北伐。
1927年受國民政府派遣赴瀋陽勸張學良易幟。
1927年底，因不讚同蔣政府對共產黨的清黨政策，又回歸故里，重執九澧聯立女子師範等校教鞭，直至1936年。
1937年至1939年，任澧縣國術館館長；1940年始，創辦童蒙學校，發展地方小教事業。期間著有《陸軍上將蔣翊武事略》。
中共建政後，曾有毛澤東親筆信函寄楊，邀赴京會議國事。因年高體弱，未能成行。
1951年土改時被槍斃。據傳當時有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以及投降我黨的紅人程潛都曾替他求情，結果還是保不到。
這麼一個民國的開國英雄，1927後就辭職回家專心從事教育的人，可謂從來未與共產黨交惡過。對這麼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中共都居然容不下而殺無赦。而且連林伯渠、程潛也竭力營救未果。可以想見當時在全國不知道有多少精英被屠殺掉了。嗚呼哀哉。
二、顏寄村（1887‑1951）
澧縣城東2公里澧東鄉人。本名顏昌榕。自幼嗜學，約20歲時考入湖北武昌存古學堂（原武昌經心書院），受學五年，曾與徐特立先生同學，並為摯友。
辛亥革命爆發前，顏追隨蔣翊武，為文學社成員，任會計兼發行；武昌保衛戰中，又隨李仲衡、岳景飛率湘第二次援鄂軍參戰武昌，擔任蔣翊武戰時司令部工作；蔣任軍務部長，顏即為軍務部秘書。武昌組設軍政府過程中，顏陳述澄清吏治，嚴肅法紀等大政尤力，深得黨人之意。後避回湖南，致力于于常德、澧州教育事業，勤懇熱誠，盡力桑梓。創設澹江完全小學，及試驗性工讀學校。又曾仔細考察京、滬、杭（州）、蘇（州）、無錫、南通、南京、武昌一帶教育發展狀況。1920-1925年任澧縣縣立中學校長。卸任後歷任湖南私立明道中學校長、湖南省審計員、安徽省建設廳科員、澧縣第一區區長。後又任事於桃源金礦局、花畹崗川鹽局、漢口捲煙煤油稅局等地。所至皆以廉潔負責著名，嘗自謂「服務多年，無所建白，惟案無片紙積留之牘，室無不可告人之錢而已。」
抗戰勝利後，顏回澧城寓居，並授聘於縣城各中學，教授歷史、國文、地理、公民等課程。生平講學，以「學問須從圖書館搬到茶室酒寮」為言，每思深入社會，隨時隨地隨事隨人，必期有所裨益。最喜稱道者，常謂「有寧靜淡泊之節操，必須有鞠躬盡瘁之事業。」又謂「知而不行，是一無氣力之學者；行而不知，是一無理智之勇夫。」又謂「無氣力之學者，立於人後以冷笑一世。無理智之勇夫，排他人以盲進於世界。」治學嚴謹，深受學生愛戴。
1946年，湖南省府主席王東原給顏的《六十壽頌》中，有「修身立德，斯為真儒。經世致用，雅有傳書」之讚。
1951年土改運動中，程潛曾向王首道求情慾保，但遭婉拒。顏在多次凌辱批鬥毒打下不堪忍受而自縊身亡。
著有《澧縣小學概況》、《考察教育日記》、《鄉村自治寫真》、《平民家庭讀物》、《書目問答》、《中國近代史稿》、《中國文學史》等多部著作傳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