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互害模式層出不窮,城管小販的對決是其中之一(視頻截圖 自由亞洲電臺)
【看中國2018年8月25日訊】前幾天有朋友發我一段視頻,說四川雅安市一個人力三輪車伕,因被城管扣走了車,跳河自殺了。
在如今這個人工智慧慢慢取代人力勞動的社會,「三輪車伕」這詞我都感覺挺文藝的,就不由點開視頻一看。只見一個白衫黑褲的質樸中年男子,縱身一躍,跳入了碧綠的江河之中。邊上有一女聲勸道:叔叔不要跳!但轉眼已不見其人。
那聲帶著濃濃四川口音的「叔叔」,也成了這個三輪車伕唯一的臨終關懷,傳遞著人與人之間最善意的平等精神。我承認我還是有點感動,忽然想起一個多星期前,發生在廣州的一起城管與攤販的衝突事件。一名女攤主不堪城管驅趕,扑身反抗,不料被粗獷的城管一拳砸中太陽穴,當場倒地不起。
因為中國的媒體環境比較和諧,所以這事件同樣也是從一則視頻中得知。同時還有一則後續的視頻,是攤位旁邊站在一個泣不成聲的小男孩,一位民警指著他破口痛罵:你媽媽已經走了!
所以網上就熱傳城管又打死人了。
而就在昨天,同樣在廣州,又傳出了一起城管執法衝突,不過這回讓攤販扳回了一局。一名賣豆腐花的攤主,手持長刀,砍死了一名城管。
殺人固然不對,但殺人有時真的不是因為對錯的問題。城管與攤販互害的事件之所以年年都有,那是因為中國社會就存在一種互相傷害的機制。
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城管這職業是中國發明的,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沒有。人大教授張鳴曾這樣評價過城管這公職,說政府辦黑社會總得有個平臺。也有人調侃說,中國城管已經被聯合國列為恐怖組織。
現在全世界都在走向文明社會,而文明社會生存是基本人權,人家美國白宮門口都可以擺攤,你這裡為什麼不允許?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解決國民的生活困難,而不是製造困難。
以前我也思考過中國為什麼會出現城管這種崗位,我覺得制度還是根本原因。60年代大飢荒那會兒,中國制定了戶籍制度,禁止農村人口自由進城。後來改革開放要搞工業化,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於是農民慢慢開始融入城市,就成了農民工。
工業強大的生產力,會對農業產生擠兌效應,很快小農經濟失去了生存空間。而中國土地又不是私有的,所以無法出現象發達國家那樣的超級農場,因此偌大的國土,每年都要依賴進口糧食。在這種大環境下,農民的境地是最悲慘的,為了生存,他們只能到城市裡謀求生存資源。做三輪車伕,做流動攤販等等。
同樣,城管也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為迎合市領導對市容的要求,對謀生的農民進行驅趕,而對農民來說,這幾乎是謀生的唯一技能。因此,兩撥生活在底層的人,因為上層的喜號,迎合他們的形式主義,進入了互害模式。
若按收入來定義,基層城管無疑就是底層,可能還不如攤販的收益高。但是中國人是一個很特殊的民族,中國人沒有階級意識,這點非常不可思議。
一個傳統的社會,通常分為富人階級(10%),中產階級(20%),然後龐大的底層階級(70%)。而階級意識就是對自身所處階層的一種天然覺悟,西方白人在這方面比較清晰。所以他們身處相同階層的人非常團結,往往為了相同的利益訴求,組成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去同富人階層爭取利益。
而通過長此以往的爭取,西方社會最終就分配模式達成了新的共識。隨後,底層階級開始獲得上升通道,慢慢步入中產,最後形成一個中產階層佔比達70%左右的社會,而富人階層同樣還是10%,但底層卻減少到20%,這樣的社會結構才能長期穩固發展。
但是現今中國人完全不具備這種階層意識,取而代之的,是某種「附權意識」。人們大多都以加入體制,獲得權力的庇護為人生目標(官本位)。而獲得權力庇護進入到體制內的人,無論他是否獲取了巨大利益,都會對體制外的人產生一種莫名的優越感,甚至是敵對意識。
而體制自身又是靠體制外的人供養而維持運作的,這裡充滿了無限矛盾,並且權力本身又是破壞社會公正的核心因素。因此,久而久之整個社會就形成了體制內與體制外兩種對立階級。
政治上的共產極權和經濟上的權貴資本主義,似乎將這一模式推向了極端。頂層的權貴階層控制了資源,中產階級或犬儒主義,或移民逃離,真正留下來發聲呼籲變革的力量微乎其微。而底層人民,永遠在互害模式裡麻木地循環著。
責任編輯:華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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