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的天王與現代的天王不同，除了最初期的後水尾天王，其他天王都不會離開王宮和京都。（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江戶時代的天王除了最初期的後水尾天王，曾到二條城與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會面和遊玩外，其他天王都不會離開王宮和京都。換句話說，那時候的天王基本上不怎麼跟外界接觸。那麼，江戶時代的日本人，包括黎民百姓，如何「察覺」天王的存在呢？有賴一個重要的時機。
天王刷存在感的機會－－鳴物禁止令
日本史學者胡煒權指出，江戶時代存在一個制度名為「鳴物禁止令」。所謂「鳴物」就是指奏樂、歌唱、舞蹈等發出的吵鬧聲響，甚至包括土木工程。這個禁止一切活動聲響的命令，每逢德川將軍和天王、上王死去時便生效，而且範圍廣達全國，有效期大約為三十至五十日。
不過具體來說，天王、上王和將軍死去的話，在京都的禁止令大約維持五十日左右，而在江戶，天王的鳴物禁止期一般只維持五日，而將軍死去的話卻是五十日。可以說，江戶時代的德川將軍在當時京都人的心目中幾乎與天王、上王同等，而江戶人對天王的敬意只屬一般，甚至低於將軍。
但是，到了幕末時代卻出現了例外的境況。當時，支持與幕府合作的孝明天王急病而去後，幕府為了維繫人心，彰顯幕府也是尊王的立場，宣布江戶進行長達一百天的「鳴物禁止令」，歷來最長，甚至比歷代將軍都更長。總的來說，除了幕末的孝明天王外，「鳴物禁止令」是天王在江戶時代「刷存在感」的最重要時刻，但主要還是針對京都與江戶兩地，其他地方則不太受影響。
後桃園天王像（第118代天王）。（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天王唯一緊握的大權－－更改年號
嚴格來說，天王沒有那麼可憐，不是只能等到自己或父王死去，民眾才知道他們的存在。還有一個歷史更悠久，也一樣是間接的方式，能讓國民感知到天王，那就是「更改年號」。自大寶律令成立(公元七○一年)，並且制定第一個年號「大寶」以來，天王便握有了決定、更改年號的權力。
對於國家曾用年號的人來說，其意義已經十分模糊，自然較難理解年號的重要性。對東方社會來說，在西方曆法沒有導入前，王家制定的年號代表著一個時代，也就是時間的解釋權和控制權。日本史學者胡煒權表示，民間的交易、記事等，凡牽涉到時間，都需要明記年號和干支來識別。因此，天王一旦更改年號，對全日本人來說都是牽一髮動全身的事。
自幕府登場後，天王制定、更改年號時，多少受到將軍或戰國時代的天下人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的影響，很多年號都是天王和朝廷在外界強烈要求下，才隨之更改和新定。即便如此，所有權力者都堅信更改、制定年號的人只能是天王，而不能是他們自己。這是為什麼呢？
第一，自大寶律令以來，天王便一直握有控制時間的大權，這個歷史的傳統成為了一種意識和信仰，讓當時的一般人，即便是幕府將軍都難以輕易否定。第二，所有武士政權全部都以奉侍天王、代理國政做為執政的大義名分，換言之，天王的權威若不獲彰顯，將軍存在的正當性也將受到打擊。因此，每代權力者都需要天王保持一定的存在感，而年號控制權是能維持傳統信仰以及當權者威信的象徵。
光格天王（第119代天王）。（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扭轉局面的「天明大饑饉」
在江戶幕府嚴格控制下，天王刷存在感的機會屈指可數，只要幕府保持強勢，這個局面便不易被打破。可是，時局變化無常，長久的強勢統治本來就是不可能的事。扭轉局面的契機終於在幕府成立一百八十多年後出現了。一七八七年，史稱「天明大饑饉」的天災爆發，各大城市的農作品歉收、米價暴漲，責任重大的幕府卻束手無策，以至於各地出現「米暴動」。
饑餓的災民襲擊米商的倉庫，大肆搶掠，就連天王所在的京都也不能倖免。而京都市民首先找的是幕府派駐當地的「京都町奉行」(即「京都市役所」)，但他們同樣無法解決問題。在這時候，同樣受米價高漲影響的朝廷與天王當然沒辦法當英雄，但當走投無路的京都人民轉向神明求助，希望奇蹟發生時，便把久居深宮的天王也當作神明膜拜，希望這個天照大神的子孫能拯救他們。
當時在位的，是出身天王家族支流，久經轉折才成為天王的光格天王，也因為這個經歷，讓這位天王決定不再沉默。他眼見膝下京民之苦，終於忍不住想要做點回應，於是打破常規，派出朝廷使者要求幕府出招救民。日本史學者胡煒權說，這個看似簡單的呼籲卻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動盪，天王打破沉默，「指示」救災不力的幕府加把勁。後來大致平息民怨後，京民記住的是天王解救了他們，使得以京都為中心的人民對於天王存有好感，也刺激了當時有尊王之志的人。事件結束約半世紀後，以尊王攘夷為口號，質疑幕府政治的呼聲便在以京都為首的西日本泛起漣漪。想必光格天王不知道自己不小心引起了「蝴蝶效應」，「強刷」了天王的存在感。
（本文節錄自：胡煒權《解開天皇祕密的70個問題第一部+第二部套書》，時報出版，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