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天際線（VCG/VCG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5月14日訊】上個月，張五常先生在深圳做了一場題為《深圳是個現像嗎？》的演講，文字稿當天就發表在他的新浪微博上，隨後微博、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轉載者不計其數。我讀罷不禁喟然長嘆。張先生八十四歲了，從演講稿裡看到的，仍然是個性鮮明的「張五常風格」：率直，犀利，視野開闊，思維跳躍，時有誇張，不拘一格。寶刀未老，應該是老人家數十年來日磨月礪的結果吧。
從真實經濟數據的不易掌握，到費雪的財富理論，從四十年來深圳的經濟發展到自己研究中國經濟的來龍去脈，從深圳今天的優勢到勞動法存在的問題，從零關稅的建議到人民幣的國際化問題，張五常在這次演講中涉及到的要點有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兩點判斷，而其他的許多論點都是以此為基礎展開的。
其一，依據費雪的財富理論，中國的財富高於美國，但考慮到中國的科技知識遠不及美國，所以中國的總財富是否高於美國還不能肯定。言下之意，只要中國在科技知識方面趕上美國，總財富超過美國是肯定的。
其二，八年後深圳經濟將超越矽谷，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
在個人的主觀願望上，筆者與張五常並無大異。如果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在財富上能早日超過美國——雖然按人均計算，中國在世界上仍將排在七八十位的水平，如果深圳能夠真正超越矽谷，成為引領世界經濟的中心，我想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樂見其成。但是，遺憾的是，個人的主觀願望代替不了客觀的經濟分析。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張五常的天才之見在基礎上存在著大問題，這使得他這兩個論點都很難站得住腳。
如何衡量中美財富高下？
首先是第一點。張五常用費雪的財富理論比較中美兩國財富的大小，認為中國的財富高於美國，其理由有三：中國房地產總價高於美國；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優秀大腦眾多；中國的文化底蘊深厚，文化及文物的價值不可估量。但張五常馬上又指出，由於中國在科技知識方面遠遜於美國，所以中國的總財富是否高於美國還不能肯定。言下之意，只要中國在科技知識方面改進了，中國的總財富高於美國是可以肯定的。
在經濟學的歷史上，費雪第一個指出，收入是一連串事件，能夠帶來收入的即為資產，而資產所帶來一連串收入的現值的總和即為財富。這無疑是天才之見。張五常對費雪的經濟理論下過苦功，對其概念瞭如指掌，信手拈來，廣而化之，用到了房地產、聰明的大腦、傳統文化文物和科技知識這四項資產中去，以此衡量中美財富高下，這又何嘗不是天才之見！但遺憾的是，張五常將費雪的概念只運用到這四項資產中去，而沒有將它更廣泛地推到所有的資產中去，功虧一簣。房地產、聰明的大腦、傳統文化文物和科技知識固然是資產，但新聞制度、大學制度、司法制度、產權保護體系、社會秩序及公民權利保障體系、社會誠信體系、食品安全體系、醫療及社會保障體系、公共道德體系等等，如此種種，哪一項又不是資產呢？
就拿大學制度的例子來說吧。近代以來，科技知識多產自大學，但大學可絕不是只生產科技知識的地方。近日國內外媒體披露，有中國富商不惜花費65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4400萬元）賄賂大學有關人員，使女兒趙小姐順利「考入」斯坦福大學，而趙小姐在斯坦福大學學習的專業是心理學和東亞研究，與科技知識似乎風馬牛不相及！這說明瞭兩點。
其一，世界頂級大學教育的價值，與是否直接帶來金錢收益的科技知識無關。
其二，即便用非法賄賂的方式，中國富商家庭也願意出4400萬元的高價購買入學資格。
這裡暫且撇開公平性不論，假設斯坦福大學入學資格可以在市場上合法交易，富商願意支付的費用或可再高出幾倍。據報導，在中國，願意出高價購買的富商可不止趙老闆一人。這次被揭露出來的，可能只不過是冰山上的一角。這就意味著，相對於實際支付的學費，世界頂級大學教育的消費者盈餘大得驚人。美國除了斯坦福、常春籐這樣的頂級名校外，還有數以百計的優質大學。它們雖然在知名度上稍有遜色，但在專業設置上自有特點、各放異彩。如果把這些大學也計算在內，無疑地，美國的大學制度是美國的一筆不可估價的大財富。
再比如，近代以來發展起來的新聞制度也是如此。
發達的新聞制度的一大作用在於監督公權力，輔助司法立法，將權力關在籠子裡，防止其瀆職、濫權和腐敗，從而降低社會成本。
它的另一大作用在於通過新聞社之間的競爭，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多渠道地為社會公眾提供綜合、多元的各種信息。筆者在日本留學時愛讀《日本經濟新聞》，每個月付費四千三百日元，折合人民幣三百元左右。一份報紙在手，天下事盡收眼底，關於中國經濟的報導內容豐富，質量上乘，資訊及時而又大多客觀可靠。雖然身在日本，卻有比在中國時更瞭解中國經濟動態之感。與日本相比，美國的世界級媒體更多，《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信息量大，質量高，精彩非常。
新聞媒體的第三個大作用，是通過大量信息和多元觀點的傳播，培養公民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公民意識。公民在大量的、多元的信息中自行篩選，自行判斷，擇其善者而從之，提高了每位公民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近代人的生命價值。而在信息與觀點越多元的社會裏，人們的社會公德心越強，這是我們在先進之邦觀察到的現象。今天紙質新聞媒體日漸式微，數碼新媒體取而代之，像《日本經濟新聞》、《紐約時報》這樣的老牌報紙也引進了網路版，信息成本更低了，但其基本功能不變。無論是社會成本還是信息成本的降低，抑或是公民的公共意識的提高，都意味著交易成本的降低。幾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交易成本的張老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交易成本的降低與國民財富的增長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
同樣的道理，司法制度、社會誠信體系、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產權制度等等，無一不是資產。這些制度資產的運用需要成本，但綜合得看，其收益遠遠大於其成本，多出來部分的現值就是財富。前面說過，張五常以費雪的天才之見比較中美兩國的財富，無疑也是天才之見，但在無數的資產中僅取其中四項來比較，忽視了上述諸多重要的資產，其結論自然出現偏頗。這是張五常的第一個錯誤所在。
深圳與矽谷的真正差距
張五常的另一個重要判斷是深圳將在八年內超越矽谷，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之所以是八年，是因為這個判斷是他在兩年前做出的，當時說的是十年，因為觀點沒有改變，所以從現在算起還有八年。其理由是深圳坐擁東莞外加惠州這樣高水準的工業區，這一優勢舉世絕無僅有，矽谷今天沒有，以後也永遠不會有。
但是，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何謂「超越」？眾所周知，矽谷是科學、技術和生產三位一體的高新技術創新和發展中心，僅在終端的生產上超過矽谷，算不算超越？顯然不算。富士康在零部件的生產規模上超過了給自己下單的蘋果公司，但不能因此說富士康超過了蘋果。那麼，如果再加上一部分技術上的超越，是否就可以說深圳超越矽谷了呢？還是不能。部分應用技術上實現的超越，與新技術層出不窮的湧現，畢竟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在產生新科技、新思想的源頭，亦即在大學方面，深圳完全沒有優勢。矽谷周邊有斯坦福、加州伯克利大學等世界頂級大學和其他一些著名學府，而深圳附近連中國頂級大學都難得看到一所。沒有源源不斷地產生和輸送新思想、新科技的源頭，要成為世界經濟中心，談何容易！
當然，筆者並非有意貶低深圳。今天的深圳作為全球分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著它獨特的地位。在深圳周邊的東莞和惠州，產品的多元化及廠際派單的靈活性令人嘆為觀止。的確，如張老先生所說，像東莞那樣的工業區，矽谷今天沒有，也永遠都不會有。但張五常沒有指出的是，為什麼矽谷周邊永遠不可能有像東莞那樣的工業區。他更沒有指出的是，使得深圳及周邊工業區充滿活力的要素，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那些遏制新思想、新科技產生的要素。如果我們承認新思想、新科技是現代工業發達的源頭和根本，那麼，我們不得不說，在現有的框架下，深圳要全面超過融科學、技術和生產為一體的矽谷將遙遙無期。在知識產權制度、司法制度和大學制度這幾大制度有大缺失的情況下，深圳一方面因此靈活善變，另一方面又因此後勁不足。深圳雖然可以最快、最便宜地生產出最好的產品，也可以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生產基地，但在發展後勁和綜合實力上，卻終究難以與矽谷分庭抗禮。
張五常天才地用費雪的天才之見來衡量中美之間的財富，但由於有諸多重要的資產沒有考慮在內，導致了他一系列的誤判。這些年來，中國富有階層移民國外者甚眾，且有日益增多的趨勢。這意味著張五常所忽視的那部分資產，在中國的消費者眼裡有著巨大的消費者盈餘。這部分資產的價格高不可攀（無論出多高的價格都買不到），以至於連最富有的那一部分人也不得不移民到國外去購買。上面提到的中國富商不惜賄賂4400萬為女兒購買美國頂級大學的教育，只是其中的一個小插曲。如果在費雪的意義上中美兩國財富不相仲伯，我們就無法解釋最富有國家中最富有的那部分人要搶著移民國外的現象。經濟學的邏輯告訴我們，最富有的那部分人會流向最富有的國家，這是因為在總財富不足，也就是較貧窮的國家裡，富人所需要的許多資產購買不到，無法完成消費，從而使得他們的私人財富無法兌現而大幅縮水，為了避免這一縮水，他們會向能夠買到這些資產的國家移民。
這裡有兩個要點，值得一提。
其一，上面提到的這些資產所帶來的收益，不是想像的效用，而是真金白銀。交易成本的降低直接意味著收益的增加。
其二，這些資產的形成和運營，都需要成本。即使在正確地認識到這些資產的價值之後，要投入資源去營造它們，也需要不斷摸索、試錯、糾錯、調整和歷史沉澱的過程，時間成本不用說，維護成本也是必須的，而系統中還必然地伴隨著一些摩擦和誤差。
例如，美國的新聞制度，在歷史上也經歷過類似麥卡錫主義非常時代的鬥爭。在今天，人們看到美國的許多大媒體不遺餘力地攻擊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川普又反過來怒斥這些媒體編造「假新聞」。當然，川普總統並沒有權力關停其中的任何一家媒體。與整齊劃一的以「統一思想」為宗旨的官宣媒體相比，這些媒體有著大量不同角度觀察到的事實、不同立場所呈現出的不同觀點，甚至有著各執一詞的激烈的口水戰。這裡有不同觀點的激烈碰撞，但沒有暴力和濫權。這是分權制度、司法制度、法治精神和歷史經驗所孕育出來的平衡感，而這種平衡感又體現著智慧和技巧。誠然，近代新聞制度所導致的信息篩選成本以及社會摩擦成本不菲，但它們在自由競爭條件下實現了動態均衡，使得「求真」成為可能，並且為全體社會成員廉價、動態、及時地提供各種相對真實的信息和獨立的觀點。因為「求真」成本較低，整個社會成本也因此降低，由此獲得的收益（節省的交易成本）遠大於損失（運營成本及社會摩擦成本等），年復一年無止境的收益淨值的現值即構成國民的大財富。其他資產的情況也大致類同。
中國應當盡早營造現代文明的制度資產
今天的中國，仍然主要靠大興土木、大力推進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方法來維持GDP的增長。但是，基礎設施建設的邊際收益已明顯遞減。例如：一些高鐵路段利用率極低，造成巨額虧損；一些城市的道路和景觀，修了又拆，拆了又修；城市設施重複建設，浪費嚴重。
另一方面，前面提及的那些可以降低社會成本、帶來巨大收益的資產，中國卻既沒有認識到它們的巨大價值，也還沒有找到竅門，以便投入資源去營造它們。很顯然，投資後者的邊際回報率遠高於前者。但是，要營造這些近代社會才有的資產，不僅需要成本，也需要智慧和技巧。如果把傳統社會的結構和運行規則比作加減乘除四則運算的話，那麼近現代社會的結構和運行規則就相當於微積分。對於初學者而言，要掌握微積分，當然需要投入不少時間進行系統的學習和不斷的練習，但一旦被你熟練掌握，你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能夠極其便捷地解決許多難題。今天的中國人所面臨的一個重要抉擇，就是要堅持使用傳統的、多少年來用起來得心應手的加減乘除四則運算來強行解決社會的難題呢，還是要橫下心來，破釜沉舟，努力學習，勇敢嘗試用較高級的微積分來解決一些看似永遠無解的問題？可想而知，兩者需要投入的成本（學習、試錯、糾錯、磨合、提高的時間成本和在此過程中產生的社會成本）大不相同，而收益也有天壤之別。上述大學制度、司法制度、新聞制度等等制度資產一旦形成，給中國帶來的財富遠超美國，是不容置疑的。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做正確的事情，從來都不會嫌早。中國越早營造這些資產，收益就來得越大，國民的財富也增長得越快，中國人也就越早地享受到近代以來人類文明的主要成果。對於十三億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有著無窮大的消費者盈餘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