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場景（網絡圖片）
老來閑憶
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園像開了鍋。自校長陸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班級主任等大小幹部，一夜之間統統變成「反革命黑幫」；各系科的名教授，統統變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他們被置於烈日之下，任由批鬥。校園鐘聲從此長歇不鳴，鬥爭會上的口號此伏彼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鑼鼓，從北大校園敲響起來。
「黑幫」二字，最早出現在《人民日報》上。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聶元梓等人幾天前在北大校園貼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同時，以「本報評論員」名義刊發了題為《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評論只有千把字，卻多次使用「黑幫分子」、「黑幫反黨分子」、「黑幫」、「黑組織」、「黑紀律」這些詞語，統統都是加給剛剛揪出來的「陸平及其一夥」的。北大校園裡面被揪出來的一干人眾，由此得到一個統稱「黑幫分子」，關押他們的地方，就叫「黑幫大院」。
那時候，「黑幫」一詞，在人們的感覺之中，好像只是北大一家的特產，與己並無關聯。及至後來，各省市地方都有人陸續被揪出，「黑幫」這個詞兒，反倒沒有叫開，卻為「牛鬼蛇神」所替代。其中原委，我沒弄清楚。說起來，「黑幫」這個名稱是康生起的，「牛鬼蛇神」則是毛澤東起的，命名者的位階高低，應是一個因素。
「牛鬼蛇神」叫開了，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成了「牛棚」。
兩個詞語解釋過了，且說北大的「陸平及其一夥」。
他們在1966年的6、7月間，多停留在口頭、筆頭交代罪行的階段，拉到室外示眾批鬥的事，尚屬偶發；及至7月下旬，江青在北大東操場召開的萬人大會上宣布代行北大黨委職能的「工作組」應該趕走之後，揪出來的「牛鬼蛇神」成倍增加，各單位、各系所將他們編成「勞改隊」，形成建制，每人的罪名（「帽子」）大致成型，罪行的大小也排列有序。不過，這期間他們白天被拉出批鬥、監督勞動，晚間還可以回到家裡，總算還有喘息之機；到了1968年春天，聶元梓主持的「紅色權力機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決定合編各系、各單位的「勞改隊」，建立全校性的「牛棚」，「牛鬼蛇神」集中食宿，每日批鬥、勞動，那就是一天24小時都在監管學生的眼皮底下，連喘口氣的空檔也沒有了。
歷史系的「牛棚」略有不同。自1966年9月27日，我們23人被押往位於北京北郊昌平縣太平莊的北大半工半讀基地之後，就進入一個全封閉的勞改營中。中間因聶元梓的「紅色權力機構」一度勢衰，監管學生自行散去，我們被「鬆綁」5個月不計之外，直至1969年6月，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人前後被監管了30個月。
筆者當年是歷史系助教，從淪落之日，至「牛棚」解散，沒有一天缺席。如今屈指一算，歷史系「牛棚」先後關押過的三十餘人，只有兩位年長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對「牛棚」的經歷曾有涉及，但沒深寫。而今，這些人凋謝作古的已經大半；剩下的幾個，若再不寫，也就帶到無何有之地了！
三院的門聯
1966年6月1日晚，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後，歷史系系主任翦伯贊等九人的名字，就上了學生的大字報，被點名批判。這個時候，上面急忙派來了工作組，責令他們作出交代。場面控制不住的時候，像6月18日，九人當中，吳代封、徐天新、范達仁的頭上，被扣上了廁所紙簍或紙糊高帽，臉上、身上被潑了墨水。到7月末，工作組一撤，「天下大亂」，又揪出來向達、楊人楩、鄧廣銘、齊思和、邵循正等20人。兩年之後，1968年，再深挖出呂遵諤、羅榮渠、謝有實、吳維能、李原5人，「牛鬼蛇神」總數達到34人。
這年，歷史系（現在的考古文博學院當時還在歷史系內）在冊的教職工總數大約是一百人，揪出來的超過三分之一。「牛鬼蛇神」如此壯大，成了一支隊伍，批鬥他們要靠什麼人呢？學生！青年學生一鼓即起，充當了「文革」初期造反的主力軍。
各系的「牛鬼蛇神」都被趕到校園的空闊地面上，或是掃地或是拔草，實際上這是一個開放式的批鬥場。校外來人如同潮湧，據北大「文革委員會」的機關報《新北大》報導，自7月29日到8月28日，一個月之內，校外參觀者約達212.4萬人次；僅8月12日一天，就有13.8萬人。我們胸前掛著一塊「黑幫分子×××」的牌子，老遠就把參觀的人群引來。
那時候，歷史系的辦公室在三院。這本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築，紅柱青磚，對開的朱漆大門，從大門走到小樓，要經過一條只容兩人並行的水泥小徑。路面上長了不少青苔，院落十分幽靜。1966年夏天，三院的牆上貼滿了大字報，一層又一層，有的前一張糨糊未乾，後一張又貼了上去，其中以用紅筆打了叉的「翦伯贊」三個字最多。倒是爬在牆上的常春藤還透出一點往昔的情趣，可惜，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人去理會它了。
有一天，歷史系的「牛鬼蛇神」24人，被叫到三院「系文革」辦公室，一陣照例的訓斥之後，監管學生剛要押著我們去校園拔草，還沒走出大門，就被迎面進來的串聯人群堵了回來。人越集越多，小院子的牆頭上都站滿了人。人流繼續湧過來，我們原來排成的隊形早被打亂，壓成了一團。說起來，這群「牛鬼蛇神」，此時此地，居然不忘患難相扶之義，先把我們之中惟一的女性陳芳芝圍在中間，又努力把年長的向達和體弱的楊人楩、邵循正擋在身後，甚至連周一良先生也奮勇向前，左抵右擋。
直到四十多年以後，年近八旬的夏應元先生同我一起回憶「牛棚」往事，說到三院被圍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許多，慷慨之情溢於言表。讀者朋友您不知道，當時我們已被鬥了一個多月，整天都是晦氣，哪有一點豪氣？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的三院，急難相扶，倒讓我們找到了做人的感覺，而且感覺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在此之後我們窩囊苟活十年，中間能有這麼一回，也算是轟烈一場。
還說當時的三院。站在前面的校外來人，與我們身子挨近身子，弄得我們本來彎著的腰也得直起來；他們想喊口號，也擠得抬不起胳膊伸不出拳頭；站在後面的，既聽不見我們的交代，更看不見我們的臉。三院門外的人群還繼續往裡湧，院子裡面形成一個革命群眾和「牛鬼蛇神」之間全無界限的尷尬場面。這時，人群之中忽然有人喊道：「讓他們站到上面去！」
三院有個陽臺，坐西朝東，其實，這時的陽臺也早被腿快的站滿了。不過，經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條道兒來，我們被推上陽臺，一字兒排開，挨個兒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頭上有什麼「帽子」等等，台上、台下也都安靜下來。當時大概是在8月下旬，正是毛澤東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之後。毛澤東手扶欄杆、面向小將揮手的大幅照片，當時的大報小報和宣傳欄裡，到處可見。台下的青少年們，可能有他們那個年代特有的敏感，一看我們站在高處，又身在欄杆之後，他們卻要抬頭仰看，不知怎麼，就聯想起「八一八」的檢閱來。這時候，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們像是檢閱！讓他們站到欄杆外邊來！」
欄杆的高度接近1米；欄杆之外，只有一條寬約70公分的狹窄的排水道，下凹的水槽，寬不足50公分。我們只好跨出欄杆，站到外面的水槽裡，我的腳尖距陽臺的邊緣，大約只有10公分左右。不想台下又有人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這個時候，在院子裡的推搡、僵持，已有半個小時，我們被拉到陽台上，又被鬥了半個小時，烈日之下，個個頭暈腦脹。
我思忖，這裡只有一膝之地，又是個凹槽，裡面鋪著石子，跪下來無論如何要控制住身體平衡，否則一頭栽下去，雖不致死，摔斷兩根肋骨，怕是免不了的。那一年，我32歲，尚有如此之懼，向達先生66歲了，楊人楩、商鴻逵、鄧廣銘、邵循正幾位，當時也都六十開外或年近六旬，他們能撐得住嗎？說來真是萬幸，我們都撐到了曲終人散。不過，批鬥會結束，監管學生喝令我們出去勞動的時候，向達、楊人楩卻仍然跪著不動，原來，他們一時竟站不起來了。
這是我們「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其實，控制平衡不栽下去，還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夠承受住這種壓力和羞辱，才是難關。西語系的教授俞大絪，英國語言文學家，平日教學嚴謹，要求學生在準確中求熟練，十分受人尊敬。在我們之前幾天，她被勒令當眾下跪。出身名門的俞先生，是個視尊嚴重於生命的人，這個世界既然如此地對待她，那還留戀什麼呢？回到家裡，她就從容、尊嚴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消息剛剛傳到我們耳朵裡，還在心頭震盪的時候，齊刷刷的一長排，我們也都跪下去了。最讓人擔心的是向達先生，他脾氣倔強，恐怕承受不了這個「待遇」。第二天集合的時候，不想真是缺了他，我們心裡一驚，還好，他是遲到了。雖然他因此被臭罵了一通，站在隊裡的我們卻替他慶幸——向先生熬過了這一關！
一天，我們照例按時到達三院報到集合，只見退色的紅漆大門上，貼了一副對聯。上聯是：「廟小神靈大」，下聯是「池淺王八多」。我自淪為「牛鬼蛇神」已經一月有餘，低頭彎腰、口稱有罪等手、眼、身、法、步的台上功夫，大致練就，心理上卻還沒有調適過來。這副對聯，用的是當時寫大字報的那種常見的薄薄粉連紙，字寫得歪歪扭扭，貼也沒貼牢。我看了一眼，心裡就噁心、反感，覺得這是人身侮辱，歪曲了政治鬥爭，相信有識的領導一定會出來給予引導和糾正。——可憐我雖然身陷「牛棚」逾月，還是一腦袋的正統思想！過了幾天，還是三院大門老地方，另換了一副對子：上聯仍是「廟小神靈大」，下聯卻改了一個字，成為「池深王八多」。字體大了許多，一手漂亮的顏魯公，貼得也嚴嚴整整。
據時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一時叱吒風雲的聶元梓在2005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說：「這對聯不知怎麼傳到毛主席耳朵裡，毛主席說，要改一個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話，是他的女兒李訥當面告訴我的。」讀者朋友，當此之時，毛主席他老人家但凡有一句什麼話發出，各地都要作為「最高最新指示」，敲鑼打鼓，廣為傳播，絕不能過夜，這已成為通例，可偏偏這個獨家消息、足可抬高聶元梓身價的奇貨，卻被悄沒聲地悶了下來，是何緣故呢？
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來得突然。我家住在東單，距北大有一個半小時的公車路程，交通不便，愛人擔心我的處境，但是無從打聽。當時，不足四歲的女兒，送在天安門附近緞庫胡同一個街道辦的寄宿托兒所裡，星期六接回家。有一次她告訴媽媽：「爸爸是黑幫，在北大拔草！」這是托兒所一位到過北大的老師，同另一位老師說話時被她聽到的。小孩子學舌，並未經心，可多少年之後，我愛人仍然記得女兒說話時那一臉的嚴肅神情。她傳達的是老師的語氣，是那個時代的氣氛，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把「文革」烈火從底層燒起的戰略部署！我整天被人推來搡去，淹沒在人群、口號和批鬥聲中，懵懵懂懂，哪裡知道自己的角色呢！
「牛棚」之外的「牛鬼蛇神」
免除了隨時批鬥和勞動的「牛鬼蛇神」，也有幾個，不過，他們的境況似乎比我們的更糟。
第一位是歷史系主任翦伯贊。1953年，我考入北大歷史系的時候，全系師生尊稱他為「翦老」，那時候他不過五十出頭。1966年3月，戚本禹等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應當批判》；同年6月3日，《人民日報》又以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為題，污指翦伯贊是「史學界裡的『保皇黨』」。緊接著，毛澤東自己出來點了翦伯贊的名。
翦伯贊一因欽點干係重大，二又常年哮喘，身體太差，他的一把骨頭一拉就會散架；要是真拉散了，把該交代的材料一起帶走，這個責任誰擔當得了？因此，他被關在房裡寫交代的時間居多。不過，盛大的批鬥會從來沒有讓他缺席。有一回他被單獨拉出來，被命站在馬車上，不疾不徐，在校園的大道上轉了一遭。他被喝令站在車上，手沒得扶，腰沒得靠，路邊的學生只覺得別緻有趣，活像是看一場猴戲——您看，批鬥會這個玩意兒，出世不過一年多的光景，這麼快就異化變種了，當初的威嚴衰竭了大半，反添了幾分惡搞和揶揄。這一來，可苦了翦老，他在車上只求一不栽倒，二不顛散。這就是他沒進「牛棚」、單獨散養的大概情況。
這種日子過了將近三年。
1968年12月18日，中央直屬「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的一位副組長，姓巫名中，來到翦伯贊住的燕南園64號，對他多次逼訊。翦老一生治史可謂世事洞明，大風大浪的三年都熬過來，這回怎麼走不過來了？無論當時，無論事後，人們都認為「皮褲套棉褲，必定有緣故」，可當時就是沒弄清楚，今天就只能仍是一筆糊塗賬了。他與老伴戴淑婉，袍服鞋帽，穿戴整齊，服下足夠的安眠藥，雖不能以壽終，也算是雙雙保全了骸骨。骸骨雖全，送到火葬場，卻被用了化名。後來平反、開追悼會的時候，連骨灰也無從尋找了。
此外，沒進「牛棚」的還有哈佛的博士、學貫中西的齊思和教授以及副系主任許師謙。他們二人，一個糖尿病，一個腦血栓，「文革」發生的前一年，1965年，已經臥病在床，站都站不起來了。要鬥他們，還得有人左攙右扶，那不成個鬥相。那樣批鬥他們，不僅長不了半點革命志氣，反要惹一身晦氣。因此，就讓他們單獨享受床前批判和口頭交代的優遇，監督勞動也就不提了。
許師謙，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在昆明加入地下共產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雲南打游擊，大軍入滇的時候，任某縣縣委書記，為配合解放，帶領十幾個人去守衛一座橋樑，那是大軍必經之地。他們剛到橋邊，還沒站穩，就忽聽槍聲大作，而據報解放大軍尚在百里之外，他心想完了。他是學生出身，從沒有放過槍；手下的人也是剛放下鋤頭的農民，聽到槍聲，就慌了神。他本以為此橋就是他的葬身之地，不想，隨著槍聲到來的正是大軍，於是他把此橋視為再生之地。全國解放以後，他還是回歸到知識份子圈子，1957年來到北大，擔任歷史系黨總支書記，多年獨身生活，四十多歲了，方才成家。
「文革」開始的時候，他是副系主任，早病倒了。他的夫人，在中學任教，也受到學生的衝擊。夫人早上出門，在許師謙的床頭留下幾個火燒，一瓶白開水，癱瘓的許師謙，只盼審問、外調的學生到來。有時候他一天吃不上飯，火燒和水就在床頭，可他身子半癱，就是伸不動手，拿不到水。審問者到來，不遞給他水和火燒，就無從開審。審問、外調，當時是我們「黑幫」害怕又難躲的事，一語不合，就遭一頓打罵，他卻盼審、盼調。許師謙後來同我談起此事，讓我這個同類也感唏噓。
第四位沒進「牛棚」的是汪篯教授，時任代理副系主任。他專攻隋唐史，1938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史學系，1939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當陳寅恪的研究生，受過嚴格的史學方法訓練，採用材料嚴謹準確，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陳寅恪寫《元白詩箋證稿》，讓年輕的汪篯作助手，汪篯也由此大致形成自己的治史路數。他極富思辨力，講起課來，依據材料，縱橫對比，把事情分析得透闢入裡。1954年，我聽他講「中國通史」的秦漢部分，講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一節，他居然用去了四節課時間，聽得我們全班都饒有興味，明知進度耽誤下來了，也都心甘情願。除夕之夜，他到學生宿舍，同我們一起吃年夜飯，喝醉了，隨便倒在哪個學生的床上，和衣睡到天明。我們到他家請教，談到晚上10點左右，不管幾個人，照例一人一碗湯麵。我們三口兩口下肚，他邊說邊吃，最後半碗又勞夫人重新熱過再拿來。在我們眼裡，他隨和親切，思想又很深刻。
「文革」發生前，不知什麼人要為唐朝名相魏徵寫傳，要汪篯幫了點忙。只因魏徵敢於犯顏直諫，有點海瑞的影子，吳晗的《海瑞罷官》一挨批，就像病毒傳播一樣，魏徵傳也有了歌頌海瑞第二之嫌。不過，起初的一段時間，批判歸批判，總還保留著「學術批判」的最後一點界限。沒想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發的通知中，竟點名說吳晗《海瑞罷官》原本是政治問題，卻把它作為學術問題去討論，那是彭真的陰謀和霸道。這樣，早與《海瑞罷官》綁在一起的魏徵傳也就無處藏身了，汪篯也因此被牽連其中。學生把鬥爭會開到他家，大字報貼到門上，他受不了，他要抗爭！那個時候的抗爭，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死！汪篯之死，時在公元1966年6月11日。
「文革」期間，北京大學教職員工和學生中「非正常死亡」，包括受逼、受辱不過，以各種方式抗爭自戕者，用拳腳和各種刑具被活活打死者，垂暮之年被趕入「牛棚」、有病無醫、壽未終而正寢者，共有63名之多。排起隊來，我的老師汪篯是頭一名，在他之後，還有62人一個一個隨他而去。在歷史系的5個冤死鬼中，他走得最早，比起翦伯贊，熬到了1968年底，各種屈辱都已受盡，最後一樣走了，倒也免除了後來的許多折磨，在冤死鬼中他算是最幸運的一個！他走的時候，北大的「牛棚」還沒來得及建立。
第五位免除示眾批鬥的是俞偉超，考古專業的年輕講師，當年不過33歲。「文革」結束以後，他主持過山東臨淄齊汶城遺址等多項考古發掘和調查；上世紀九十年代，他擔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長江三峽水庫動工之前，成立了一個文物勘察和保護小組，主其事者就是俞偉超。秦漢考古是他的擅長。「文革」初他被揪出來的時候，在系裡沒擔任什麼負責的職務，因此只戴上一頂「黑幫小爪牙」的帽子。
批鬥過幾次之後，他用雙手去觸摸電門，因此失去了兩根食指。「千古艱難唯一死」，俞偉超一死不成，復求再死，一個苦雨淒風的下午，他去北大附近的鐵道上臥軌。司機遠在二百米外就鳴笛、剎車，無奈他決心已定，紋絲不動。火車慣性前行，幸虧車前裝有木質擋板，把他推出好遠，雖沒傷及骨骼，臀下肌肉，已經被推得模糊一片。這是1966年7月間的事。批鬥會如火如荼的時候，他正躺在醫院裡。接著揪出來的十幾個人，個個「罪名」都比他大，相形之下，大家悟到這個「小爪牙」實在太小太小，實在算不上什麼。這樣，俞偉超慢慢被人冷落在了「牛棚」之外。
不想，幾年之後，俞偉超對學生張承志敘說他「文革」中自殺經歷的時候，竟然吐露：「大家都知道我剛才說的那兩次，不知道還有一次。我從來沒告訴過別人：在陽台上，繩子斷了。」
正是：
何物圈養復散養？欄柵有形無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