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時,北師大是重災區,而中文系是重中之重。圖為北京師範大學南門。(Pedist/wiki/CC BY-SA 3.0)
我們通了好幾次電話,聞其聲未見其人,總覺遺憾!想不到昨天(2012年5月19日),他千里迢迢專程來京看望我。相見一個擁抱,幾聲平安,我們都活得很好,相慰晚年幸福。
他和我都是對《往事微痕》寄有很大的希望。他說前蘇聯「古拉格群」那本書,已成為今天俄羅斯的教科書。他堅信「往刊」會留在中國的歷史上。
由於我們經歷相似相近,有生之年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國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放棄毛澤東思想,切勿再回到「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老路。執政的中共要尊重人權,應給公民起碼的言論自由與寬鬆的生存空間,讓他們自由自在的生,免於恐懼和驚嚇。
他長我三歲,乍看去比我年輕有精神,只是眼睛與耳朵不如我。他出身窮苦,少年當過酒廠的學徒,能喝上幾杯,故性格豪爽。土地改革成份是貧農,全家兄弟四人分得三畝二分地。他兩個哥哥在「解放前」與地下黨有接觸,常為地下黨秘密工作,「解放後」鎮反時當地要處決一個汪偽時的區長和幾個反革命,他大哥去找當時的縣長說是好人,結果弄得來天天要他寫檢查,那時大哥正患嚴重肺結核病,折磨得死去活來,很快死去。後來才知道這位被處決汪偽區長,是黨派去的地下工作人員,因是單線聯繫,無人證明,說不清楚。二哥早年入黨,因受他右派影響不能晉升。
這麼一個「根紅苗紅」的窮孩子,怎麼成了「反黨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呢?始於性格與認識。他是個天生崛強的性格,是個寧折不彎的硬漢子。自幼好學,喜歡讀書,51年師範畢業分配到一所中心小學去教書,為學校舍事向領導提意見,被當場拒絕,要他檢查,他拒絕,並於1953年公然報考高等院校。按規定,在職教師不能報考大學,他便辭職去考,而且考上了,分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想不到1957年反右時,北師大是重災區,而中文系是重中之重。他知道這個運動是整人的,便有意迴避,不但不寫大字報,在嗚放座談會上也不發言,還勸別人少說為佳,結果莫明奇妙地成了系裡「苦藥社」的「軍師」。在劫難逃,榜上有名。
在交待問題時領導問:你是貧農,共產黨解放了你,讓你有飯吃,你為什麼還要「反黨」?他不值一屑地回道:我不反黨,也不是靠共產黨解放我,不靠共產黨吃飯。我是自已解放自已,靠自已穿衣吃飯。面對「無藥可救」的他,領導上又找不出其它證據,只好發配到遼寧省岫岩縣一個學校去教書,但縣上不按政策辦事。在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再次「下放」到一個農場去「勞動改造」。
那改造歷史與全國五七難友一樣,吃不飽穿不暖,成天勞動,成天餓著肚子,過著非人生活。「文化大革命」中還被造反派抓出來批鬥,胸前掛個「右派反軍黑幹將」的大木牌。他為什麼成了「反軍黑幹將」呢?是他私下向人說,「軍隊支左要引起武鬥」,別人立馬去立功檢舉。後來他的預見成為事實,但是共產黨沒有獎勵他。
不過他和許多五七難友最大不同點,他回憶得最多的不是苦難,而是在那段苦難歷史中幫助過他的人。他說,在他餓得快要死的時候,正是收穫花生時節,管理他的輔導員悄悄向他說:薛若安,肚子餓就拿點吃,但不能拿走。也許這些花生挽救了他頻臨死亡的生命,所以他永遠記得這位輔導員,可能出於人性關愛生命的原因,對他有過關照。另一位是縣委宣傳部長,常常在暗裡保護他,使他避免了許多危險。但這位部長卻成為「右傾機會主義者」,而受到殘酷的迫害與打擊。
1979年,他得到「改正」,好容易爭取回到家鄉無錫後,曾多次去尋訪看望這些有恩於他的人。可惜他們都走了,留下難以回報的遺憾。
這就是我們的難友薛若安先生!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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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辰君 来源:看中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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