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攤經濟怎能成為疫情之下中國的「主流經濟」？（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6月4日訊】一、中國攤販的黃金時代？
前不久的疫情中期，領導帶頭冒險下館子，引來一波官員吃喝秀；這幾天的後疫時代，從成都首開路邊攤到全國首肯地攤經濟，各地又來了一波「地攤秀」。這一波上下大合唱下來，中國街頭宛若夢迴80年代。這正是：臭豆腐西施賣顏值，高富帥殘疾賺斗金。過街老鼠翻身日，城管跪地求爺聲——中國攤販的高潮來了嗎？答曰：似也，非也。
《中國日報網》6月2日刊登一篇文章：「做大做強夜經濟 培育激發新活力 為穩增長促就業保民生提供有力支撐」的文章，僅題目已經道盡了地攤經濟的所有內涵。
無可否認的是，地攤經濟就是市場經濟，而且是民營經濟，從要素構成上看完全是理想化的市場經濟形態，其中難免存在「新動能」因子，所以對這一次的經濟原生態回歸政策，持肯定和讚賞態度，但也要看到負面底色：
1、政策出臺並非主動，而是經濟、就業和穩定形勢倒逼，沒有法律可循，故要明白政策的隨機性和脆弱性。
2、需建法立制，防止出現層層加壓、行政表功、基層作秀和虛假繁榮等假大空和一陣風現象。
3、地攤經濟以夜經濟為主，是產業降級和消費降級至市場雛形的「趕大集」，無法創造增量財富。說白了就是業餘經濟，不能美化為「主流經濟」或「創新經濟」。
4、對多數別無選擇的地攤從業者來說，應撥開虛幻的迷霧，認清自身處境，踏實經營的同時，胸懷夢想和追求，早日步入更高人生境界（少數有錢玩家另議）。
5、地攤經濟發揮市場活力同時，還要合理規劃路邊攤區域，科學管理，謹防假冒偽劣產品氾濫和城市環境重蹈髒亂差覆轍。
6、從嚴控到跪求，城管也面臨突如其來的轉型難題。是否需要重新定位，調整（精減）編製？如何防止「強迫擺攤」的另一種極端情況發生？
7、對於地攤從業者中的隱形失業問題，相關部門是否應該正視，併發放失業救濟補助？
8、「千元指數」也好，地攤經濟也罷，其實是與從2014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到2020年「底限思維」下「不設經濟增長率」 一脈相承的產業降級和經濟返祖現象。骨感的是，這一波地攤繁華甚至難稱就業，妄論創新了。
二、受宏觀經濟、疫情和國際經貿環境惡化影響
經過四十年積澱，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依賴國際經貿體系進行產品和服務交換的外向型國家。持續多年的國際產業重心轉移，多年未果的內需建設和產業重塑，加之疫情對國際產業鏈的衝擊，共同導致中國經濟狀況處於改開以來最低位。
傳統的經濟「三駕馬車」之內需（國民均富不足，始終未成型）、出口（產業低端，對外依賴度高）、投資（政府基建投資為主）全部熄火，工業、城市就業崗位驟減，剛剛走出家門的外來人員隨即又向農村和原籍回流。巨大的流動人口和就業壓力，又傳導為社會穩定壓力。
官方的央視網消息：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近日下發通知，決定實施《農民工穩就業職業技能培訓計畫》，明確今明兩年每年培訓農民工700萬人次以上。培訓對象包括在崗農民工、城鎮待崗和失業農民工、農村新轉移勞動力、返鄉農民工和貧困勞動力等。這是與城市地攤經濟相呼應的、以農村多餘勞動力為主體的職業培訓，至於多少人入訓，技術提升幾何，就業情況如何，恐需另行觀察。
進退維谷，如何是好？城市路邊攤，就是「就地穩定」的救急之策。可以暫緩一時，但非一勞永逸之計。
三、「六保」是否多年來民營經濟式微的結果？
雖然國與民、進或退不斷較量的情況一直存在，理論界也一直存此爭論，如朗顧之爭，但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親和友好一直強於民營企業則是不爭的事實。改良版的國有經濟，雖然有了董事會、股份和上市等現代公司的衣裝，但佔用大量社會資源，產出效率與投入嚴重不符，科技創新不足（如一汽，400億搞不出自己的轎車），從未擺脫「大鍋飯」的窠臼，且貪腐層出不窮，已成為發展的拖累。至於疫情下的公立醫院的主力軍表現，也是因為在民營醫院沒有市場空間和沒有參與權利的前提下，才得以獨領風騷，並非民營醫院不能為之。
難得的是，在國有和外資（近十年外資持續變弱）的夾縫之中，民營經濟仍能基本處於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曲線中，說明其生命力之強，待發揮空間之大，令人遐想。多年以來，民營經濟對全社會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
遠在世紀之初，隨著加入世貿組織後利好不斷釋放，中國經濟保持了一波10%以上的高增長週期，自2008奧運止（2008年9.36%，2009年9.21%）。之前的政策基調是宏觀調控，是防過熱、降溫、防通脹。2009年之後，政府主導下的「四萬億經濟刺激」出臺，政策基調調整為「保八」，再後來，降為「穩增長」，到現在，降為「六保」，已降無可降。
當下就業崗位驟然減少，表象是貿易爭端和疫情衝擊，實則是民營經濟式微的直接反應。同時發生的還有財政稅費壓力，也在等待民營經濟來造血補救。至於社會穩定，想必有更多人比筆者我更著急。
如果說2009年的「四萬億」是潤物無聲，標誌著民營經濟步入收縮週期，那麼2017年「做大做強國有經濟」就是集結號角，民營經濟生命力再強，也無法跳出「國有為主體」這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手掌心，於是就再也無法避免整體不振的現實了。
若非出於經濟主動權掌控之慮，那麼「國有主導」這個既有定位，是否也已到了適時調整、全面放開民營的時候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