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2日，北京（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月19日訊】（接上文）二十四，被活埋的中國人最後的一點人生奢望
只恆文為什麼給我制定如此詳細但是又如此特別的校對紀律呢？因為開始我老是找畢熙東交流。
看過一個日本侵華戰爭中的故事：一個中國人被活埋了，同時活埋的還有一些人，所以日軍也看管不過來，這個中國人就悄悄用手把自己脖子周圍的土扒開一點兒，這樣就能多喘幾口氣，多活一會兒。這就是他人生最後的奢望。
我也是中國人，我也有類似的奢望。1999年，42歲，就從一個全國知名的籃球記者一下子就待崗了，就成了畢熙東只恆文手下的奴隸和玩物。大賽期間，每天上12個小時的班，加上來回的路程，14個小時，到家除了吃飯睡覺，就沒有什麼時間了。上班也不掙錢，只是掙罵。
但是我還是保留了一些過去當記者、編輯的習慣。現在就屬於奢望了。之前作為責任編輯，看畢熙東的稿子，就有兩類東西要處理：一個是他使用行草結合的字體寫稿，打字員有些字不認識，就是瞎猜，就會打錯了。我也猜不出來，就只能問他。二是他有的東西確實有問題，是差錯。不敢擅自改，總要問問他的意見。
現在成了奴隸校對，也還要解決這類問題。但是畢熙東現在更牛逼了。天高皇帝遠。過去只是一個中層幹部，現在搬出來，自己佔了半層樓，招了十來個馬仔，都叫他畢爺、畢大爺。中國共產黨特務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非特務專業畢業生盧學周還寫3000字的文章誇他下廚的麻醬糖餅和疙瘩湯是天下美食，他能不更牛逼嗎？他在20多平方米的大辦公室的老闆椅上，酒足飯飽之後，抽著好煙，喝著好茶，跟馬仔正吹噓自己怎樣一篇文章就罵掉了一個國家隊的主教練——上級看了自己的評論把他撤職了，這時候我拿著他的稿子走進去問他這幾個字是不是寫錯了，他能高興嗎？他也不能說不讓問，但是心裏很惱火，就要想別的辦法發泄，罵我。我的積極也有客觀上的效果，好像我成心挑他的毛病，讓他難堪。43歲的王長安都自殺了，不久他快80歲的老媽也含恨而死，畢熙東都不怕，都讓我在這裡當奴隸校對，當然對我不客氣。只恆文就要「保護」我，除了制定這個紀律，還反覆告訴我：「不要和畢熙東直接交流，有什麼事情給責任編輯，讓他們去跟他交流。或者是給我。我找畢熙東。」確實，畢熙東對這些人的問話，不反感，這是他想生活的環境，他的地盤。他不能否認、反感自己製造的環境。
中國有兩句成語：萬念俱灰。哀莫大於心死。我都成了待崗職工。畢熙東還經常當著眾人訓我：「你再這樣（犯錯誤），你就回家。」就是說臨時工校對也可以不讓我幹，我一回家，北平地下黨的女兒，人事處處長王勤樺的電話就會打過來：「什麼時候調走啊？不走，我們就停發工資了。」上初三的女兒我還要養活吧？共產黨和中國青年報就善於製造恐怖。我現在也把中國的老歌兒光碟帶到美國來了，在開車的時候聽聽。美好動聽的旋律中都是這種恐懼：「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迎接他的有獵槍——」。我們特別就是我，就是那個豺狼，迎接的就是獵槍。我們特別是我時刻被獵槍瞄準著，每天生活在恐懼之中，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維護他們的統治和改革，改革就是另外一種統治，也許是更殘暴的統治。比如80年代開始，東北和大三線廠子（陝西四川湖北等內陸地區，為了逃避蘇聯的第一波核打擊而建立了大量的兵工廠。這些廠子後來就沒有生產任務），就倒閉，就改革，就下崗，工人都是一家子都靠著一個廠子吃飯。夫妻都下崗之後，男人在家看孩子做飯，女的去外面當妓女，出賣肉體。這也是周孝正他們特別讚賞的改革。我1999年以來，包括今天都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貧困之中，就是托瞭解放軍總政治部青年處處長原空軍少將之後團中央原第一書記國務院國家人事部宋德福部長的「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福氣。北京的三級法院判我的案子，也都是在這種語境之下。
我不是王長安，他生前肯定是什麼都無所謂了。但是我老是有被活埋而死的人那樣的一點兒人生奢望。這種奢望支持我活到今天。我特別會製造奢望，各種奢望。比如買房子。這個奢望當時很渺茫。還有更具體的。就是閑極無聊，在給只恆文「校對」體育評論和陪他聊天聽他上課講述各種歪理邪說之餘，鍛練身體。說實話，我還貪吃。晚飯必須在「單位」吃，寫字樓的地下室是大食堂，幾百人用餐，每人6元錢，除了菜，很多東西隨便吃。小點心什麼的。我都不掙錢了，還不多吃幾口？要不更虧了。這是我的奢望。晚飯不愁吃不飽，就發愁肚子不餓，所以就要鍛練。只恆文畢竟是副縣級幹部，有一些事情需要處理，許多事情需要保密，比如怎麼樣害我，坑我的錢，所以不會老讓我在他身邊。我就有了時間和自由，但是也有限。我就能把有限的時間、地點和條件變廢為寶！
比如我走著上樓梯，使手爬下來，就像一個大猩猩。全身的力量都得到了鍛練，不上班的日子去附近的中央美術學院打籃球，對抗能力也很強。畢竟是中央事業單位的奴隸，中國共產黨的中央直屬機關——團中央機關報的待崗職工！比起最低等級的奴隸——農民工，還是幸福一些。對了，2010年，北京市的三個法院也是這麼說的：郭軍的工資高於北京市農民工的最低工資，所以報社不欠他工資！
不是雁毛都能拔下來，是過路的大雁，更要拔毛，一拔就是5年多，6萬元！
姚明現在的助手、CBA公司總經理蔣健，絕對是個好人。1999年待崗後，我找他，讓他跟畢熙東說說我的事兒，為我求情。蔣健利用請畢熙東吃飯的機會跟他說了，畢熙東一口回絕，態度很堅決，都不讓他繼續往下說。蔣健事後告訴了我。他當時是一個小的廣告公司的經理。就兩三個員工。他說：「我們每個星期要給電子商務公司易趣發一篇廣告。你把這些稿子拿回去，每個星期發一篇，幾百字，我一個月給你1000元錢。」我就把錢和稿子拿回來了，我是待崗職工，沒有權力發啊，就給了只恆文，我的願望是我和他分這筆錢。但是只恆文把錢全拿走了。他說：「這個稿子在青年體育報刊登不合適，應該登在《數字青年》上。我去跟他們的編輯部主任劉向陽聯繫。」言外之意，他要和劉向陽分這筆錢，就沒有我的了。
《數字青年》是陳小川手下的一張子報，因為那時候電腦剛進入中國，市場很大，廣告很多，就弄了這樣一張報紙，基本上都是廣告稿子。陳小川有個手下，叫季元宏，北大畢業，原來是國際部的編輯。改革之後，成了這個子報的主編。也沒幾個記者編輯。每天都上班的叫劉向陽。那時候也有40多歲。似乎比我還大。他是季元宏的什麼親戚。早年和老婆一起去德國謀生，混不下去，老婆也跟他離婚，與德國人結了婚。他自己就跑回來了。很敬業，天天在班上。只恆文不會跟劉向陽分錢，因為劉向陽也會有事兒求他。劉向陽後來一直在中國青年報干，最近我查2021年中國青年報註冊記者的名單，還有他。估計也是陳小川退休後向報社的張坤馬年華特意交代的。鄭琳也交代了要照顧嚴重半身不遂的王帝。所以王帝的記者證也有。只恆文的就沒有了。這是後話。
以後，我還要每個月去蔣健的公司拿一次稿子和錢，回來還要把稿子精編，近乎重新寫一遍。只恆文的對自己的活要求很鬆，對我的要求很嚴格。這個活白干，我一分錢也沒有拿過。後來蔣健都覺得我要可憐了，另外給了我300元錢。時間不是很長。但是只恆文這每月1000元錢一直拿到2005年。這就是6萬元。這筆錢用在買房子上，作用也不小呀。關鍵是只恆文缺錢，他天天打麻將，估計輸得錢多。既玩麻將，又不耽誤買房子，那只能是另外找財源了。我這個待崗職工又幫只恆文副處長打了大雁。整只大雁的毛都讓他拔了。
中國有一句成語：慈不掌兵。帶兵的人不能手軟。畢熙東只恆文就是這樣的人。當然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更狠，都是轟著志願軍衝鋒，美國兵的子彈打完了，志願軍的人肉攻勢繼續，沒死的志願軍就把山頭佔領了。所以還有一個成語：一將成名萬骨枯！所以習近平也特別重視志願軍精神——用肉體消耗完敵人子彈，之後佔領山頭的精神。
我講這些故事，不是假的，是真事兒，好像與北京房地產沒關係，其實有關係。1999年以來，我的歷史就是自己勒著腰帶買房子的歷史，還是讓畢熙東只恆文董路辛明盧學周羅雪吸我的血買房子的歷史。1997年至2007年這10年是中國房地產的黃金10年，房價最便宜。他們喝了我的血，買了很多大房子，以至於董路都能和電影學院畢業的老婆離了婚，再找更漂亮的主持人結婚。沒有大房子沒有很多錢根本不敢想這種事！
就是離了婚，帶著一個孩子過日子的中國青年報檢查組下屬校對組的校對陳玉敏也喝了我的血。2002年她找到畢熙東要求當兼職校對。畢熙東同意了，又不是花他的錢。每個月1600元。我是1000元。這個秘密直到2010年我起訴報社，報社提供了發錢的表格——按照法律，被告要提交原告和法院證據，我才見到了陳玉敏每個月領1600元校對費的表格。只恆文都是讓我在單獨的一個表格上簽字領錢，所以這些我都被蒙在鼓裡。陳玉敏的房子還是在二環路裡面，市中心的房價與望京的都不是一個級別，望京的叫昂貴，市中心的是天價。那時候就已經十幾萬元，現在應該接近20萬元。只有真正的大款才能買得起。只恆文的房子也在二環路裡面。1997年報社分房子，我是武裝部的二居室，他因為大學畢業後開始算工齡，之前沒有工齡，所以分數低，分了一間平房，在報社西邊，再往西是雍和宮。
他當時非要去我家，看看新裝修的房子。那是我第一次住樓房，很重視，請了一個裝修隊，包門，木地板，只恆文看了說：「真腐敗！」當時他也就從心眼兒裡妒忌了。後來也就更狠地欺負我。過了幾天他還非讓我的那個裝修隊的包工頭去看他的房子，估價，提出裝修計畫。讓人家看完，他又不打算裝修。他就是這麼一個很煩人的人。當時我這樣想，後來我才知道這樣看他，還是太小看了他。2004年，他這間小房子藉著奧運會拆遷的東風，就換成了豪宅，但是他沒有讓我去他家看房子。這樣做，就是為後來更狠地坑我、貪污我稿費做了準備。
只恆文也沒少藉著陳玉敏罵我：「你太摳！陳玉敏領了錢之後，知道請我和恩麗紅吃飯，你什麼時候請過我們吃飯？你的手寫的稿子，還要讓我求著張京紅打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