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蘇省豐縣歡口鎮一名婦女被發現長期遭到困鎖在家中，頸上有鐵鏈捆綁。（圖片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看中國2022年2月1日訊】（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2022年「壬寅」虎年來臨，網傳中國一段視頻揭露「江蘇省徐州市豐縣8孩事件」恐涉及拐賣、虐待等問題。但地方政府卻多次發布「闢謠」通告，導致事件越鬧越大。評論員分析，此事可看出在中共統治下的鄉村權力結構，基層官員可能參與其中，因問題複雜，導致地方政府不積極破案，選擇拖延和懶政。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網傳一視頻記錄一名江蘇省豐縣歡口鎮的婦女被發現長期遭到困鎖家中，她的頸上則有鐵鏈捆綁，目前她育有八個孩子，懷疑患有精神病。地方政府隨後多次發布澄清通告，卻使得「徐州8孩事件」越鬧越大。
眾多網友紛紛提出質疑，懷疑該女子遭到拐賣，且該事件存在虐待、超生等問題。網友也質疑當局事前及事後的處理作為等。
2月1日，時事評論員文昭在自媒體上表示：「如果像徐州八孩事件，嫌疑如此之大，你看現在還被掩蓋著呢，這個豐縣當局還絕不承認，存在著拐賣的嫌疑。如果這個事情都這樣，那麼失蹤剛剛發生的時候，立案的機會有多大呢？就可想而知。」
文昭認為，從結果來衡量，封殺徐州八孩事件所需要的成本是高於破案的，封殺它是不討好的，因為你要去控制和威脅，能夠接觸到事件真相的所有人，還得要求他們統一口徑說話，還得「在媒體、社交平臺上消音」，如果被拐賣者的家屬來尋親，若又特別堅持，就又有一連串麻煩要處理，其實相關的社會成本是很高的；同時豐縣政府也會被懷疑在掩蓋真相，「公安部門打拐的誠意也會被翻出來嘲諷」，相比起來，遠不如破案來的成本更低。
那麼，中共當局為何對認真破案不積極呢？文昭說，這其實跟「中國鄉村的權力結構」密切相關。「首先是中國社會基層權力的板結，它形成了一個底層作惡的生態和利益鏈了。」
文昭進一步說明，因為人販子在鄉村中，是有關係網的，他在犯罪前就知道哪裡有買主了。而從人販子手中買人的人，他的村裡鄉親顯然是都知情的，必定會是存在著一個包庇的環境，這樣事情才可能長期存在；「村一級的基層官員，很可能是參與其中當保護傘的」，因此破一起拐賣兒童案件，往往會牽扯到很多環節上的許多人。
文昭強調，特別是一個村中，如果有幾家人都跟人販子買過妻子、孩子，那麼他們在當地的關係七連八連，會形成「強大的包庇社區」，因此當要解救被拐賣人口時，這些人就會集體抗拒。當要追究責任，市縣一級政府對破案意願不強，是因為不想「破壞基層政權的穩定」，加上後續麻煩太多，而拐賣又往往涉及跨省，解救被拐人員，對當地政府來說是沒有什麼直接的利益關係，純屬多給他找了一件事情做，而對偵辦案件的公安來說，辦跨省案件的難度高，而且他還得去外省偏鄉出差，比較辛苦，因此導致辦案積極性低。而登記失蹤人口的該省的辦案積極性也低。鑒於種種因素，難度就一層一層加碼。
「對基層政府來說，他在自己的轄區內維穩，做起來倒是比較順手、更容易的，所以「拖延和懶政」就會成為他們的優先選擇。文昭表示，一旦失蹤人口案成為陳年舊案，更不會有人願意去翻，因為你一翻過去的案件，不知道會翻出誰來。像「徐州8孩事件」，有可能翻出十年前的豐縣縣委書記應該要負起責任的，而這名書記有可能現在是某市的市長，而現任的領導也缺積極性，只想幫前領導掩蓋、官官相護，做個利於自己仕途的順水人情。
文昭說，「這是專制體制下最後一定會出現的問題，就是民間的沉冤越積越多，大量的冤案得不到解決，到一定時候，就只能掩蓋了，靠現有體制完全解決不了問題，最終只能通過由上而下的造反，來釋放底層的怨氣。」
1月31日晚間，自由亞洲電臺致電江蘇省、徐州市、豐縣縣委等多個相關政府部門求證事件未果。
「徐州8孩事件」事件曝光之後，引發中國國內大批民眾強烈激憤，一時間豐縣警方的電話0516110，以及徐州市政府12345的電話，報警與詢問電話都被打爆。
在此之前，當地政府多次發布「闢謠」通報，但都遭到網友質疑。
1月30日，事發的豐縣縣委宣傳部發布通報稱，該名婦女姓楊，1998年在歡口鎮流浪乞討時被姓董老人收留，其後跟老人的兒子領證結婚。同日，當局公眾號「豐縣發布」稱，網民反映的女子為楊某俠，在1998年8月跟豐縣歡口鎮董某民領證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
不過，在網路上三個獨立且不同的平臺，均有網友作證，稱該女子是被拐賣；村裡人說孩子媽媽來的時候有學歷，還會說英語，是被其丈夫董某打傻的。
事發的豐縣隸屬江蘇省徐州市，古稱「鳳城」。江蘇政府早在2020年1月宣布該省脫貧率達到99.99%以上。徐州地區在歷史上可謂拐賣事件猖獗。
根據司法2016年統計年鑒，徐州所屬的6個縣，自1986年至2006年，被官方統計的被拐賣婦女共達48100名，多數是自雲南、貴州、四川拐賣來的，年齡最小為13歲。部分村，拐賣媳婦通過當地保護被合法成為夫妻，佔青年婚配的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