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區一座被稱為「再教育營」的集中營建築，其中關押的大部分是穆斯林少數民族（圖片來源：GREG BAKER）
【看中國2022年8月23日訊】每當看守的腳步聲在深夜的走廊中響起，古麗巴哈爾·海提瓦吉（Gulbahar Haitiwaji）又會被那無數次冒出的恐怖念頭懾住：
「我時常會有那樣的想法。我們被關在裡面，與世隔絕。我總擔心他們會殺了我們，」她說。
巴黎市郊一幢高層公寓裡，這位現年55歲的維吾爾女性神情肅穆而憂鬱。她用母語向到訪記者記者講述在新疆被拘禁的經歷。大女兒古麗胡瑪爾在一旁用英語為她翻譯。
「我只想對你說我親眼所見的，而不是道聽途說來的事，」她說。
從克拉瑪依的看守所、拘禁營，到被指定監視居住，她捱過了近三年的囚禁時光。
「我能想到的第一個詞是‘絕望’，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這樣的日子會有多久；還有就是害怕，因為我們非常擔心今後的日子，」她這般形容那些失去自由的日子。
長期營養不良讓她掉了15公斤；她的眼睛變得畏光，因為拘禁營裡24小時開著燈；她很容易受驚嚇；幾乎每個星期，她都會做同樣的噩夢。在夢裡，她又被抓回拘禁營。
那場漫長的夢魘已經過去三年，一切卻還歷歷在目。
審訊的警察威脅她：你最好如實交代，法國也有我們的人。
夢魘的開始
2016年12月底，旅居巴黎十年的古麗巴哈爾接到一通微信電話，對方自稱新疆油田公司的會計，要她回克拉瑪依辦理退休手續。
「我絲毫沒有懷疑，因為我在法國從沒做過任何對中國不利的事，」她回憶說。「但是當我去時，我意識到這是一個陷阱。我到公司10分鐘後，就有三個警察把我帶到了派出所。」
警察花了一整天訊問她，還展示了一張她的大女兒在巴黎參加維吾爾人集會的照片。
「看到那張照片時我很擔心，也很害怕，」她說，「照片是2009年拍攝的。我不知道我女兒在我回中國期間參加過那樣的集會。」
當晚，她被獲准暫時離開，但是警察沒收了她的護照，要求她報備行蹤。
一個月後，警察要她來拿護照。但是他們並沒有歸還護照，等待她的是克拉瑪依看守所。
202監號原本可以容納9人，卻關了35個人。
「我們每天很早起床，只吃一些米粥、菜湯和麵包，整天都要學習唱紅歌，還要用中文牢記看守所規定。」古麗巴哈爾說。
晚上大家擠在木板床上，床的一側有金屬環，受罰的人會被套上腳鐐，綁在金屬環上。
「我被綁了20天，最長的人被綁了3個月，」她說。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受罰。
在202監號，古麗巴哈爾的自尊與驕傲土崩瓦解。
「被綁在床邊時，有10天的時間，我沒有辦法排便。當我像狗一樣被拴著，第一次在眾人面前做這事時，我哭了，」她說。
提審時，除了沈重的腳鐐外，她還被戴上手銬，蒙上黑頭套。
審訊的警察威脅她：「你最好如實交代，法國也有我們的人。」
對她的指控每次都不一樣，有時她被說成是恐怖襲擊的主謀，有時又說她參與或認識策劃恐怖襲擊的人。
「最後他們說，我丈夫和女兒是恐怖份子，而我沒有匯報。作為中國公民，我應該向中國政府匯報，必須和他們劃清界限，」古麗巴哈爾告訴記者。
9號「學員」
被關押了4個月零7天後，2017年6月，古麗巴哈爾得到去白鹼灘區一所「學校」的通知。
「一開始我們對’學校’抱有幻想。他們管那個地方叫‘學校’，我們以為是某種大學校園生活，很自由，條件也更好。但是，當我們被送去時，我才意識到那裡比看守所的條件還要惡劣，」她說。
不足50平米的房間被金屬門分成三個區域：普管區、嚴管區和強管區。屋子裡空氣渾濁，窗戶被鐵板封住，僅有的陽光透過鐵板上的小孔照進來。
「我們每個人都分到一個囚號，我是第9號。我從來不知道和我關在一起的那些人，她們姓氏名誰。」古麗巴哈爾說。
軍訓期間，不斷有體力不支的「學員」昏倒，起初大家都很惶恐，後來竟變得麻木。隨之而來的是「理論課程」。
「我們像機器人一樣，每天很早起床，上11個小時的課，學習中國政府設定的課程，歷史、法律、中文......每個禮拜都要學一首紅歌。」
古麗巴哈爾不願在鏡頭前唱她在「學校」裡學過的歌。但她清楚地記得那些歌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學習雷鋒好榜樣》、《一條大河》、《56個民族56枝花》......
每週五是考試日。她們被告知，必須通過考試，否則就要永遠呆在那裡。
「有沒有關於習近平的歌？」記者問。
「有的，「她說。「2017年1月，一些學生寫了一封信表達對習近平崇敬的心情。他們把信寄給他。他回了信。中國政府為此創作了一首歌。」
「信中說新疆是個好地方，」她唱了一句，忍不住笑了起來，「太荒謬了。」
自2018年初，這些「學校」漸漸進入國際社會的視野。北京從起初的矢口否認，到多次改口為其辯護，稱設立教培中心旨在「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
各國學者、人權組織則指出，所謂的「學校」實為拘禁營，至少100萬到200萬新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被關押其中。他們遭受系統性的酷刑和虐待，被強行灌輸中華民族和共產黨觀念。
當外界要求探訪這些營地的呼聲不斷高漲時，古麗巴哈爾的課程表又多了一項——學習如何應該視察。
「我們必須說，我們自願來到這裡，我們的伙食很好，和家人保持聯繫，我們有錢，有工資，」古麗巴哈爾說。
我們必須說，我們自願來到這裡。我們的伙食很好，和家人保持聯繫。我們有錢，有工資。
整整兩頁紙的標準答案，她必須爛熟於心。
他們想讓我們消失
在拘禁營裡，「學員們」每年注射兩次疫苗，當局說是為預防流感。但是接種這些疫苗後，很多年輕女性的月經遲遲不來。她們憂心忡忡，默默垂淚，擔心這是當局的一種絕育手段。
「回到法國以後，我才瞭解到絕育政策是真實發生的，」古麗巴哈爾說。「他們想讓我們消失。」
她的說法與其她親歷者的證詞和學者的研究相吻合。
2021年，德國學者鄭國恩（Adrian Zenz）發布的一份報告引發國際關注。報告披露中國政府在新疆強迫女性使用節育器或做絕育手術，旨在未來幾年內減少幾百萬維吾爾人出生。
鄭國恩的報告指出，2017年至2019年，新疆生育率已經大減48.7%。他取得的中國官方政策文件顯示，如果維吾爾女性不配合政府的生育控制計畫，便會被送進「再教育營」。
中國官方反駁說，這份所謂的報告「充斥著大量捏造事實、篡改數據的地方」，點名鄭國恩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者」。
美國政府認定中國政府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犯下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的罪行。荷蘭、加拿大和英國議會也譴責中國政府在新疆實行種族滅絕。歐洲議會也警告新疆存在種族滅絕的嚴重風險。中國政府聲稱這是「蓄意污蔑抹黑」和「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中國官員和國家媒體稱，截至2019年12月，新疆教培中心學員已經全部結業。古麗巴哈爾認為，他們在說謊。
他們還在建更多的營地，為這些建設投入更多的物資，他們只是在欺騙全世界。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資料庫顯示，新疆地區存在約385個疑似拘留營的設施。
這個月，聯合國特別報告員發布的最新報告得出結論：新疆存在強迫勞動，並可能構成現代形式的奴役。
「這是一項重大進展，」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裡夏提對記者說。「直接揭穿了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外欺騙、掩蓋在當地推行強制勞動的現狀和實施。」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王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反駁說：「一些勢力操弄涉疆話題，炮製所謂‘強迫勞動’的虛假信息，其實質是打著人權的幌子，企圖破壞新疆地區的繁榮穩定，遏制中國發展振興，他們的圖謀絕不會得逞。」
這是我的責任
2019年8月，在家人的努力和法國政府的斡旋下，被囚禁近三年的古麗巴哈爾回到巴黎。
此後她曾多次匿名向外國政府和人權組織作證。她說出了在新疆發生的一切，但那些維吾爾女性的身影仍在她腦海揮之不去。
「她們生活在真正的監獄，即使獲釋也處於露天監獄，因為她們從來沒有言論自由、批評的自由、思考和表達的自由，」古麗巴哈爾說。「我想，我應該做一些讓我的生命更有意義的事情，為對抗中國政府盡我的一份力。」
2021年，古麗巴哈爾在法國出版自傳《中國古拉格倖存者》。她是第一位將新疆拘禁營的殘酷內幕寫成回憶錄的維吾爾女性。這本書目前已被翻譯成十多種語言。
在書的扉頁上，她寫道：獻給那些沒能逃離的人。
她對記者說：「我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我比他們更自由。我必須這樣做，這是我的責任。」
「我所做的一切只為尋求真相，」她繼續說。「
我所做的一切只為尋求真相。我為真相而抗爭。
古麗巴哈爾的回憶錄觸怒了中國當局。她成為北京人身攻擊的靶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聞辦公室發言人在一次採訪稱她是」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分子」。
回憶錄出版後，古麗巴哈爾再也沒有和新疆的家人聯絡過。她不知道他們是否安好，抑或是不是還活著。
她只知道，今生今世她再也無法回到那個叫故鄉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