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上的習近平（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1月8日訊】二十大解決了習近平的任期限制問題，解除這一限制，是習的第二個任期的主要政治目標。經濟方面的準備工作有些已先期預熱，二十大開完之後立即付諸實施。但形勢變化遠比人們認識轉換要快，西方各國政界與媒體還在關心胡錦濤的安危，身在其中的中國人已經通過「毛時代供銷社回歸」深感「計畫經濟」復歸的壓力。其實，這只是「習近平經濟學」的一項政策而已——在此必須預先說明：近十年以來，西方媒體喜歡將一些大國領導人的經濟政策冠以「XXX經濟學」之名，「安倍經濟學」開創先河，此後「拜登經濟學」與「習近平經濟學」相繼問世，本文使用這個詞，只是從俗。
「習近平經濟學」是「習近平思想」的分支
中國官方不用「習近平經濟學」，好用「習近平思想」。原因說穿了很簡單：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最高檔次是「主義」，一被奉為「主義」就進了共產社會主義的萬神殿，因此，馬克思、列寧有主義；恩格斯只能附從馬克思門下，不能自立門戶；次則為思想，毛澤東至今只有思想，只有文革時一些紅衛兵組織號稱「毛澤東」主義。習近平算馬列宗的後起之秀，不能僭越，因把握了這點分寸，至今還與毛一樣，只稱「習近平思想」，「習近平經濟學」就是習近平闡述其經濟政策的原則。
中共官宣中，解釋「習近平思想」的文字雖然沒到汗牛充棟的程度，但至少每年都在翻新。按照宣傳定律，越新的越全面，因此我挑二十大前後的說明。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張佔斌今年9月發表於人民網上的《科學把握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幾個重大問題》，該文的前面三大節全是從不同方面塗飾金粉，最後一節才是破題。以下述其大綱，引文用黑體標出。
明確提出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這算是對鄧小平改開以來胡趙時期尤其是趙紫陽時期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一種理論回歸。實質回歸，已經通過國企中加強黨委領導、私企與外企建立黨支部實現，二十大只是完成了理論回歸。
明確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今年以來「人民經濟」的提出，其實就是中共智囊群體根據自己對習近平「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體會，從習那幾句「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發揮而來。
明確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理解這點需要瞭解以下事實：西方國家今年因烏克蘭戰爭抵制俄氣俄油，導致自身倡導多年的綠能計畫受挫，只好將煤炭、木柴等原定為污染源的能源洗綠（Washing Green），重新啟用。因此，中國堅持綠色能源的政治目的在於爭奪話語主導權。當然還有一個經濟目的未便說出，那就是中國近15年發展綠能設備生產，風能、太陽能設備生產幾乎佔了全球市場供應的60%以上，如果不提倡綠色能源，這些行業的產能將嚴重過剩。
明確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是一篇天大的文章，接下來我將詳細闡述。
明確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生產和需要關係的理論——這一「改革理論」目前的最大結晶，應該就是供銷社體制的回歸。
明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深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世界經濟的理論——這是與「大重置」勢力爭奪全球化2.0版的領導權。這裡得提一件舊事，2016年11月川普(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全球左派深度失望之餘，美國《紐約時報》、英國《金融時報》都發過專題專欄文章，期望中國勇扛「全球化經濟領軍大旗」。當時中國還不敢接這面旗幟，但等到2020年上半年美國發生很多大事之後，北京終於判定世界大勢「東升西降」，於是在這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習近平正式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習近平思想」分「道」與「術」兩個層面。中國有古話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術」。「人民經濟」「人類命運共同體」「綠色經濟」這是「道」，用來爭當「世界領袖」的理論工具。這點，習近平繼承了毛的衣缽，志在天下、寰宇。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供給側改革謂之「術」，這是習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因為「術」可以隨時調整，可以「摸著石頭過河」，「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允許試錯，比如經濟中的公有私有比例、堅持黨對經濟領導的強度大小、供銷社體制這隻「舊瓶」裝的酒之新舊比例，是新舊各半還是新四舊六或者新七舊三，均可相機調整。
中共統治時期的公私輪迴之變
習近平的成長經歷主要是文革的毛時代與文革後，中共高幹家庭出生的人有個共同特徵，對毛的極度崇拜，哪怕自己的父母與家庭被毛整得慘不可言，但對毛卻保持佩服之情，習近平自然也不例外。習正式掌權以來，只有最初兩年因為一切要服從於權爭大局，對鄧的改開路線沒有多加否定，但權力一旦穩定，立刻表現出對毛體制的愛好，在經濟方面就是對公有制為主體的執念。
早在2015年，中國政府就推出在胡溫時期就開始醞釀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出臺。當時海外有人沒仔細讀，就稱這是瓜分國有資產的最後集結號，政府要通過市場化推進私有化。我當時就寫了篇文章《【國企改革方案】的風，姓私還是姓公？》，指出這是誤讀，原因在於這個方案有極強的習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澤東、鄧小平兩人的治國特點，左右逢源，因此出現了許多互相矛盾的表述。但這個《方案》的關鍵點就是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這在文件開頭就肯定：「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方案》的亮點是混合所有制。所謂「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錢購買國企股份，成為股東。但股權配置比例是以國有資本為大頭，私企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沒有決策權與話事權。
長話短說，與上述國企改革方案同在2015年9月發布的還有國務院《關於加強和規範事中事後監管的指導意見》，規定在企業及其他機構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勵內部人揭露供職機構的違法違規行為；從那以後，中國政府一直通過尋找私營企業的污點將其一一收歸囊中。
有趣的是，最近網上流傳騰訊、阿里、京東將被國企混改的消息，官媒奉命闢謠，央廣網在11月3日發表的《騰訊、阿里、京東將被國企混改？一場誤讀引發市場喧囂》一文裡，解釋得不清不楚，說這只是「更多國有運營商與網際網路巨頭牽手」，不是被國企混改。我讀了之後，相信這是因「混改」名聲太臭而採取的障眼法。這些信息產業關係到中共政治安全與信息安全，國有化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
簡言之，就如我多年前總結過的，中共建政之初，用暴力革命開展了一輪化私為公——搶來本錢做買賣，建立了國有、集體所有的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1978年之後，通過權力市場化開始化公為私，權勢集團及其關係人成了最大受益者；習近平執政之後，從2015年開始，中國又將經歷一輪化私為公的財富再分配過程。
這一切相繼發生於習近平第一、二任期之內，西方對此的認識整整遲到了5-7年。11月2日，BBC發表一篇《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新時代，美國要如何走下去？》，談的其實就是西方將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但我認為，決定中美（西方）關係格局的不在於中國情況如何，而在於西方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