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8日，廣州市民排隊做核酸檢測（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2月3日訊】人們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湧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
32歲的小雅（化名），在被檢測出陽性並隔離後，日前在廣州南沙體育館改建的方艙衛生間裡自縊身亡。疫情三年來，我們已聽聞了太多悲劇，但像這樣的事，還是第一次。
她是湖北天門人，和丈夫結婚已有十年，多年來一起租住在廣州的城中村裡，做服裝生意，兩個孩子（還只有9歲和5歲）則留在鄉下老家。在她走後，丈夫痛哭流涕地說：「又不是太大個病，為什麼想不開啊你？」
這可能也是我們很多人本能的第一反應：從11月14日檢出陰性被隔離，到11月18日上午自縊，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讓她走上絕路？
第一種批評的聲音指向廣州方艙內部的惡劣環境。
確實，之前也有人談及方艙的居住條件不盡如人意，對感染者和密接的健康沒有好處，而小雅在入住後也曾表示不習慣、不舒服，似乎方艙本身的環境可能是其最終絕望的推動力之一。
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對方艙條件的抱怨也一直不絕於耳，然而，人們對此通常的反應不是抑鬱，而是憤怒——是想要得到更好的對待，而不會去自尋短見。
要說抑鬱，很多人甚至覺得，陰性被封在家裡才更抑鬱，陽性在方艙裡反倒更自由、更快樂了。方艙的居住條件當然比不上自己家裡，但再怎麼說，又不是在裡面關一輩子，這似乎不足以讓人感到絕望。
第二種推測看起來似乎更有道理：她對染病抱有內心恐懼。
根據財新那篇廣為流傳的報導，她雖然陽了，但症狀很輕，離家隔離之前沒有發燒、咳嗽等症狀；入住方艙後她說胸口不舒服，但護士做心電圖檢查下來的結果也沒問題，然而，她似乎有揮之不去的恐懼。
在出事前一晚，她在給表姐的電話裡哭了，說在感染病毒之後很害怕。這種「害怕」究竟是對病毒本身的害怕，還是被隔離後深陷孤獨、想到未來被歧視的害怕，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由於其丈夫最初是陰性，因而兩人是先後被分開隔離的，加上她個性內向，什麼事都放在心底裡，這種孤立的處境極有可能加劇了她的情緒低落。
之所以要強調這一區分，是因為：現在有一種聲音認為，這一悲劇的根源是對病毒非理性的恐懼，因而只要通過宣講，驅散這種錯誤乃至愚昧的認知，就可以避免悲劇重演了。
然而，想想看，一個人之所以怕死，說到底難道不是因為特別想活下去嗎？既然如此，因為怕死就去自殺，豈不是太違背常理了？
不管是什麼病，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就是個死。確實也有人在得病後自殺，但那通常並不是因為怕死，而是為了避免長期病痛帶來的身心折磨、不想讓巨大的治療費拖垮了家庭，又或者，想要更有尊嚴地告別人世，但新冠看起來都不至於如此。
研究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問題的吳飛在《浮生取義》一書中通過大量案例曾指出，中國人對自殺有一種特殊的理解：他們通常都不被視為精神有問題的異類，恰恰是為了爭取人格尊嚴。
小雅的自殺說不上是「烈性」，但有一點似乎可以確定：她的抑鬱是因為長久以來難以實現人格的自我舒展，自殺乍看是一個事件，但其實是這一進程的邏輯結果。
這些年來，很多人都有一種感覺：「僅僅維持正常生活，就已拼盡全力。」我們就好像一架機器，人生就是一個螺絲不斷擰緊的過程，尤其人到中年之際，都是「上有老小有小」，承受著一再累加的壓力，卻缺乏什麼紓解壓力的機制，一切都只能靠個人心理素質來硬扛。
這在平日也罷了，畢竟再怎麼大的壓力，日子好歹還有個奔頭，你有一種自我改善的預期，知道不會一直這樣下去。可想而知，如果你覺得未來有一個穩定的預期，當下再苦再累，但五年十年後能過上好日子，那麼這樣一想，當下的苦也就不是那麼難以忍受了。
近百年前，英國經濟史學者R.H.陶尼曾感嘆說，中國農民的抗風險能力極低，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有些農村人口的境況，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湧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
雖然我們經歷了三四十年的經濟繁榮，但儲蓄最低的那四分之一中國人都仍然「手停口停」，只要一個半月沒有收入進賬，就要舉債度日了。所謂「人活著，錢沒了」，對於缺乏超越性精神支撐的中國人來說，幾乎沒有比這更難的了。
到如今，疫情已持續了三年之久，彷彿一場漫長的慢性病，反反覆覆總也不見好，這完全打破了人們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很少有人還能對未來抱有像以往那樣的樂觀了，最多不過是苦中作樂。
經濟相對寬裕或生性樂觀的人，或許還能開開玩笑，對那陣「一陣細浪湧來」都是滅頂之災的人們來說，恐怕就連哭都哭不出來了。不誇張地說，對他們而言，面對這樣的情形，要不抑鬱，都需要強大的神經。
即便是不感染，對小雅這樣城中村裡的外地租戶來說，可能都已經是拼盡全力在活著了——想想看，封控期間，手停口停，但房租還得照交，這意味著每天都有負債。
也就是說，一直在一個逼仄、困窘的處境裡，承受著的重重壓力，本指望著努力下去，能有一天日子越過越好，沒想到迎來的是沒完沒了的疫情，而這抹布一樣的日子還一眼望不到頭。
方艙的居住條件、孤立的處境、陽性感染者所遭受的歧視、對病毒的恐慌、人言可畏的鄉土社會，這些或許都起到一點推動力，但每一個因素都無法單獨造成自殺這樣嚴重的後果，真正的關鍵之處，恐怕是她喪失了活下去的信心。
在這種情況下，被送入方艙就成了壓斷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可預見的未來她無法看到希望，周圍又無人能提供寬解或支撐，人生就此走入了絕境。
很多人都疑惑，小雅為何自殺，揣測她是不是太過脆弱，又或對病毒太恐懼所致，言下之意，似乎她是作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她錯了（那樣我們可以把這事當作一個例外），而在於：從她的處境來說，她這麼想很可能是對的。
她沒有留下遺言，但我想她或許會問：生活到了這一步，還能變好嗎？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說實話，我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要避免這樣的悲劇重演，不能靠指責受害者，而首先應當是理解她，看到這些人真實的困窘，並在他們感到自己無路可走時，避免他們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