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第四軍葉挺、張發奎、郭沫若、陳銘樞、黃琪翔在武漢合影。（網絡圖片）
1958年1月28日，在「反右」運動中確立了自己權威的毛澤東，在舉行的最高國務會議上這樣說道：有一個朋友說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還有一個右派說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輕視古董」……1959年7月10日，毛在廬山會議的小組組長會上再次提到，只不過這次點出了名姓：「張奚若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陳銘樞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怒無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麼不好呢？」
沒覺得「好大喜功」不好的毛，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在城市，改造工商業，逼死眾多資本家；在農村，推行農業合作社、集體化，使農民喪失勞動的積極性，農村一片蕭條。更為了「超英趕美」，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其後就是三年大饑荒中餓死至少3500萬人的慘劇。之後的文化大革命，同樣害慘了中國人，並將中華文化徹底摧毀。毛的罪孽至今未被清算。
不過，毛提及的陳銘樞、張奚若又是何方人士呢？因篇幅原因，本篇先說說陳銘樞。
與中共勾結反蔣失敗
1889年出生的陳銘樞，早年畢業於保定軍校，並參加同盟會，其後加入國民政府軍第四軍，軍長為李濟深，陳銘樞為第十師師長，蔣光鼐為副師長。北伐期間，第四軍屢有戰功，被稱為「鐵軍」。攻克武漢後，第十師擴編為第十一軍，陳銘樞任軍長兼武漢戍衛司令，後被唐生智驅逐。
1930年，陳銘樞以十一軍並聯同其他力量，占據了廣州，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之後參與中原大戰，勝負皆有。第二年，陳銘樞離開廣東，十一軍改編為十九路軍，參與蔣介石針對中共軍隊的第三次圍剿，陳任右翼集團軍司令。
「九一八」事變後，十九路軍調防上海，陳銘樞任京滬戍衛司令。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的主角就是十九路軍，十九路軍也因此聲名大噪。彼時因國民政府改組，蔣介石下野，陳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交通部長。
「一二八」事變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後，十九路軍被調往福建圍剿中共紅軍。因對蔣不滿，也是受中共宣傳影響，陳發動「倒蔣」運動但失敗，之後他卸職前往歐洲。經過半年多的思考，他決定走上「反蔣」的道路。
1933年5月，陳自法國抵達香港，密會了相識的中共黨員梅龔斌，並將自己「準備聯合各派力量，組織獨立政府，反蔣抗日」的想法告訴了梅。經過雙方密商，陳銘樞推動十九路軍與對峙的中共紅軍合作，共同發動軍事叛變。隨後，潘漢年代表中共與19路軍代表簽署了協定。
11月，與中共勾結的陳與李濟深等發動軍事政變，在福州組建「中華共和國」，開始反叛國民政府。很快，蔣介石調動八個師進入福建鎮壓。由於缺乏其他力量的支持，政變失敗。陳銘樞此後隱居於山野，但仍時時關注政局。
抗戰勝利後，陳銘樞在1948年加入了親中共的民主黨派人士成立的民革，任民革中央常委。期間，他幫助中共說服了多名將領背叛國民政府，投奔中共，而這些人此後的悲慘遭遇證明陳罪過不小。
幫了中共不少忙的陳銘樞，也在1949年後暫時得到了中共的重用，曾任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大常委、政協常委、中南農林部部長等職。陳也是全身心擁護中共。只是陳高興的太早了，其後的遭遇證明他上了中共的大當。
給毛寫信支持其退位
中共在建政後，為了鞏固一黨專政，發起了一次次運動。陳銘樞也捲入其中，如在1952年毛痛批哲學教授梁漱溟時，與梁交情深厚的陳銘樞為梁仗義執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
而針對知識份子的洗腦、針對胡風的批判等並未讓知識份子真正臣服。於是，毛開始醞釀新的運動，這就是中共黨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右運動」。
1957年4月30日，毛在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整風問題，最後提出：明年二屆人大，一定辭去國家主席，減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瑞士有七人委員會，總統是輪流當的。我們幾年輪一次總可以，採取逐步脫身政策。並說：要透點消息出去，否則老百姓不瞭解。
對於毛的說辭，中共黨內反應相當謹慎，一些人猜測是與中共高層分歧有關。而黨外人士，則出現了兩種不同看法。一種是以黃炎培、陳叔通為代表的，他們上書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劉少奇、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不同意毛辭職，表示憂慮，主張慎重。
而相信毛的陳銘樞卻直接上書對毛的去職表示贊成，認為這是消除個人崇拜，是禮讓為國，並建議「暫息仔肩，以國事付劉、周諸領導人物」。他還舉了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功成身退的例子，並提及德國俾斯麥向威廉一世提出辭職的理由：「在位日久，將易主觀臆斷，耳目失聰。一己為珍惜聲名，事有未放手，對相隨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馬勛勞，縱有不肖，不忍也不能去之。繼起新銳，新鉶初試，必能割此癰疽，一掃頹習，己則從旁監督，旨銳力於將來，更為有利。」
不知是否是出於天真，陳銘樞還對毛提出四點「規諫」：
一、您在最近講話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處，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體察，以求究竟。
二、我感到您有時尚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之下，輕易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固有地位。同樣，有時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淆亂黑白，投其所好。
三、您有時尚不免輕信幹部的虛偽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緻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
四、過分鄙夷舊的，但也值得商榷……
黃、陳上書四天後，毛對他們的信件加了批注，重申不連任國家主席的意見，提出「可以考慮修改憲法」，並稱「我仍存在，維繫人民的個人威信不會因不連任而有所減損。」「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幾十人的會上談過，大家認為可行。並且談到黨的主席，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是暫時還不行。」毛下令將此信及批注印發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黨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區黨委，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毛的批注暗示此舉確實與高層分歧有關。
不過，毛對陳銘樞的上書卻沒有任何表態。這預示著陳的前景不妙，而根本原因是陳根本沒有看透毛「以退為進」的兩面嘴臉。
打成右派落寞死去
很快，在毛反動的「反右」運動中，陳銘樞因為這封上書受到嚴厲批判，並最終戴上了「右派」帽子，被免除各項職務，僅保留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在家賦閒。要知道，毛怎會喜歡有人說他「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信、鄙夷舊文化」呢？與黃炎培、陳叔通的上書相比，陳銘樞的確還沒有看透毛，看透中共。
1958年12月，民盟中央曾召開過一次座談會，會上傳達了一份周恩來在前一天在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講話的主旨是中央贊成毛的選擇，但陳銘樞給毛的信是「惡意污蔑」。周還稱：「陳銘樞和其他右派份子，在當時以為有機可乘，如毛××退職，可以按照資產階級的辦法，來輪流坐莊。」「右派同我們是敵我矛盾，是懷有惡意的。黃、陳二老寫信，表示憂慮，是出於善意，但這種憂慮是暫時的。」周內心究竟是怎樣的想法，我們不得而知，但表面的文章卻做的很充分。
而毛內心究竟是真退還是假退，後來的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毛在兩年後卸去了國家主席職務，但終其一生，皆連任中共中央主席之職，再也沒有辭職的舉動，直至其死去。此後，毛幾次拿陳銘樞、張奚若的言辭說事，也說明毛對此是耿耿於懷。
後來，陳銘樞檢討說：「那時，我正在讀資治通鑒，受它的影響也大，因此不自覺地視毛××為漢文帝，而以自己的言行，自比於汲黯之戇。」
在家賦閒的陳銘樞自此潛心修佛，但仍偶爾表達對時政的看法。如對「大躍進」所造成的經濟災難，他便譏評道：「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是斯大林主義。」
1965年5月15日，陳銘樞因心臟病突發離世。一年後，文革爆發，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躲過了更大的劫難。他的友人、國學大師熊十力評價他：其一生言動，大概胡糊塗塗。遇事可能衝動，而實無多留戀。與人無少長貴賤，一律以自然待之。無城府、無分別。無道理的後生隨意爾汝之，他亦無所覺……只是他是否曾後悔當年看走眼了中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