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戴著青天白日徽章的宋美龄與蒋介石。（網絡圖片）
讀《中國院士》（張建偉、鄧瓊瓊著）的時候，我的心情是複雜的。曾經有一段時期，我想過收集中央研究院的資料，這個興趣最初是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引起的，後來聽說南京有一位先生寫了一本關於中央研究院歷史的書，我也曾打聽過，但此書至今沒有出版。由於有了這點準備，平時看書對有關中央研究院的史料也就比較留意。現在讀《中國院士》，自然就很有興趣。大體上說這是一本不錯的書。但我對這本書有一個小小的不滿足，就是作者似乎有一種樂觀主義的傾向，所以在他們筆下，中國院士的歷史也是越往後越輝煌。在作者看來，儘管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總是光明的。作者自有其道理，但我覺得他們的樂觀主義是太多了一些，這本書如果多傳達一些歷史的悲觀主義，也許才更讓人欽佩作者的歷史眼光，可惜作者沒有這樣做。雖然這本書中有很寶貴的史料，偶爾也有很感人的細節，可惜由於作者缺乏宏大的歷史眼光，所以儘管是本好書，但還不能對人的心靈真正有所觸動。
如果給作者提具體意見，我想先從一個細節說起。作者在書中寫到了生物學家胡步曾，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胡先生是生物組的院士，1955年的學部委員中就缺了胡先生，因為他反對李森科那一套，在50年代，這是很大的問題。像這樣的細節書中還有一些，可惜作者未能從這些細節中挖掘出更深刻的東西，我說他們有樂觀主義的東西，因為他們忽略了這種小事中映現出的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特色，他們把本來已經找到的歷史感覺，輕易放過去了。
《竺可楨日記》中有一個細節，恰好可以和胡先生的經歷對比著看，對比著想。1949年5月30日，竺可楨在上海見到陳毅，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說：「渠曾閱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兼收能並蓄。」（日記第2冊第1257頁）從《中國院士》所寫的歷史看，作者讀過竺可楨的日記，可惜把這樣好的細節給遺漏了。1947年5月22日的胡適日記中，留下了一份關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組候選人的名單，抄出如下：
發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人文組」的「人文」部分的擬提名單：
哲學：吳敬恆、湯用彤、金岳霖
中國文學：瀋兼士、楊樹達、傅增湘
史學：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
語言學：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考古學及藝術史：董作賓、郭沫若、李濟、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學：想不出人名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5冊）
這是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選人名單，這個名單中的瀋兼士、傅增湘，1948年就沒有當選院士，但郭沫若始終在這個名單上，所以才有竺可楨見陳毅後的感慨。《何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第124頁）中也有一個類似的細節，何廉曾為蔣介石提供當時參加廬山會議的人員名單，他說：
我們擬就了一張名單，包括各行各業的人士。去上海見他時，我們遞交了這張名單的草案。我記得，名單上有郭沫若的名字，但我們並不清楚他是個共產黨人。蔣介石看到郭沫若的名字後說：「啊，好得很，我對此人總是十分清楚的。」他問我們此人現在哪裡，我說1933年在東京時我曾看到過他，但不瞭解他現在何處。
歷史常是由許多小事構成的。研究歷史的人可以從大處著眼，但也有專從小處著眼的，比如法國年鑑學派的那些學者，像布羅代爾就喜歡看小處，也能成一家之言，而且產生很大的影響。《中國院士》的作者，本來已經有了很好的材料，但眼光偏了，作品的深度也就受到了影響，這一點我很希望作者能從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學點把握真實歷史的方法和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