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現場報導 為什麼越來越少了?(圖)

作者:胡培風 發表:2024-02-09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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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2024 年 1 月 25 日,中國中部江西省新余市發生火災,造成至少 39 人死亡(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2月9日訊】2024年的開端不太平。今年一月,河南南陽小學發生火災,造成13名學生遇難,五天後,江西新余再次發生火災,致使39人死亡。而在春運期間,凍雨和暴雪不斷,「應急」和「突發」頻頻,幾乎變成了一種新常態。

與之相對的是相關調查報導的缺位。新余火災後,流傳甚廣的兩篇稿件均為受害者群像,而事件調查往往以官方口徑為準。越來越多的稿件發自後方,來自前方、現場的聲音逐漸微弱、遙遠。

作為一名2021年入行的記者,我常常對此感到有心無力,時間久了,無力感好像也成了某種回應現狀的膝跳反應,但我又知道,過去不是這樣子的。

因此,我找來了四位來自不同世代的媒體人,他們中有70、80和90後,從他們經手過的災難報導出發,我想問一問:過去的災難報導是怎樣的?以及在信息發達的當下,為什麼記者還是要深入現場?

災難發生後,為什麼需要現場報導?

資訊發達的當下,似乎足不出戶也能瞭解現場情況。如今進入災難現場,對於記者和受眾,還意味著什麼呢?

王文(現媒體人,入行近十年)

我剛入行的時候跑文化口,過了兩年才開始做社會新聞。我們常說「天災人禍」,天災裡往往包含著人禍。比如地震不僅和地質情況有關,也和房屋質量脫離不了干係。

2021年鄭州暴雨的時候,引起最大關注的是城市的受災情況,尤其是地鐵。當時有很多特稿,比如倖存者和遇難者家屬採訪,這很好。但當時我覺得我們過於關注典型,侷限在了大家眼光最聚焦的地方。就像石頭投入水面的中心點,它的漣漪擴散範圍可能很大,如果所有人都關注中心,周邊可能就被忽視了。這時候就需要媒體不斷地派人拓展事件的視野邊界。

因為每天看到的都是城市、地鐵的報導,我就想探索一下農村的情況。我當時並沒有去到現場,就在家裡天天打電話,把不同交通資源的電話全都打了一遍。

其實鄭州周邊的很多縣級市、鄉鎮,受災也非常嚴重,因為它們靠近山區,水的破壞力和殺傷力非常大,整個村子都有可能被削平。後來我拿到一條線索,做了一篇周邊村落的稿件,打了幾十個電話交叉驗證,慢慢統計出來村子裡死了23個人。一開始我不瞭解情況,以為這個數字不大,但採得多了,才發現他們的傷亡很嚴重,並且村子居然瞞報了這個信息,還不讓受災村民回去。

那是一個非常需要救援的地方,村子的做法讓那裡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墳場。後來我交叉驗證這個消息,把遇難者名單大致列了出來。這是那次水災裡,我覺得自己寫的最有影響力的稿子。

稿子發出來之後,有很多人開始關注那個村子,不少同行也跟進了。包括視頻航拍的,文字的,跟進了將近10篇稿件。後來省委書記也去了,他們發了一個通告回應我的稿子,說這裡遇難人數就是8人。大概過了兩天之後,他們終於承認是23人。

現場很多變的,死亡人數的統計也存在波動,媒體要不斷地跟進。有個女生的媽媽,因為路上的基建太差,掉到了下水道裡,被水沖走了,還有很多在城裡打工的老年人都是這樣沒的,這些人也是需要被關注的,數量也很大。

唐建光(前媒體人,在行業近20年,轉行近十年)

我是94年進入到媒體行業。除了有一線經驗,也擔任過社會新聞部主任,機動新聞部主任,應對過很多社會新聞和突發事件。比如98年的長江洪水、03年開縣井噴、04年印度洋海嘯、05年松花江污染、08年的汶川地震等等。08年之後我退居二線,沒有在一線參加過災難報導了。

90、00年代,媒體可以不計成本地跑一個現場。以前資源充足的時候,可能為了核實一個現場,專門跑一趟、飛一趟,或者開幾百公里的路去看一下現場的情況,否則記者沒辦法寫。有時在現場,可能一呆就是一個月。

當時我個人是非常反對電話採訪的,哪怕我們為了核實一件事都可能把記者派過去,花半天時間看一下。也許你沒有採訪到什麼信息,但你要看現場是什麼樣子。當然現在後方的指揮者需要考慮很多成本因素,比如到了現場可能會被趕回來、或者會扑空,或者稿件發不了。記者白跑一趟,報社承擔成本。

電話採訪成為常態,其實非常致命。因為電話採訪的往往是單一信源,現場可能會有由各種相關人源來構成信息調查:當事人、對立觀點、旁觀者、政府視角等等。構成多緯度信息,才能反映事情的原貌。

現場非常重要,一件發生在甘肅和在泉州的事情截然不同,因為當地的生活形態、地理、民俗、社會關係都不一樣,兩地當事人的動機和行為模式可能就不同。

陳光(現媒體人、入行近三年)

2020年,我成了一名跑社會新聞的實習記者,5個月後正式加入了現在供職的媒體。

2023年,甘肅積石山地震,這是我第一次跑地震現場。到了那邊才發現,其實這次地震,通訊和交通都沒有問題,吃、喝的問題也都能解決。當地最大的問題還是太窮了,房屋質量也很差;另一個就是冷,當時甘肅室外應該有零下十幾度,人根本受不了。

當地最缺的是保暖帳篷,村子分散,運輸也很費力。當地很多少數民族,留守的孩子老人也多,習慣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多的一戶有十五六個人。以戶計算的話,捐獻的帳篷完全不夠。

我們那時候去到一個村子,那個沒人的村子距離受災嚴重的地區有點距離,整體上不太嚴重,村裡沒有房屋倒塌,有個別房屋牆壁有裂縫。這次地震範圍很大,震區的村子分散,初期救援力量分配上有一些盲區,後續信息流通起來就很快補齊了。

我們剛去的時候,村子還沒有人管,找不到幹部,也沒有救援隊或者任何政府的工作人員。有的人去找其他親戚投奔,村子裡有一些人還是住在自己的危房裡,因為他們什麼也沒有。

地震的範圍非常大,涉及到兩個省,所以我們剛去的時候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封鎖,甘肅管不著青海,青海也管不著甘肅,又不能說完全把路封了,因為救援隊的物資還要運輸,所以沒有辦法把現場給圍起來。但是到了晚上就讓記者走了,後面幾天聽同行說就不讓靠近現場。

其實我們第二天就收到指令,說現場除了央媒外其他媒體記者都要撤掉。但是沒有人理他們,大家還是都在現場採訪,我猜他們可能覺得攔不住了,然後也沒有再管了。當時好像沒有聽說哪家媒體會被撤走。記者但凡到了現場肯定想採東西,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嘛。

採了就有可能發出來。甘肅地震那次還挺順利的,我們收到的指令是外派記者撤回,發稿倒是沒說不能發,國內媒體都在發。所以基本上稿子、素材都發出來了。

還有一次,我們在另一個現場呆了十幾個小時,核實了死者名單,因為其實沒有一個現成的名單,我們是一點點從不同村民那裡找到遇難者的直系親屬,拼湊出了遇難者的名字和年齡。

當時收到了禁令,但出來之後我們還是爭取了一下,給領導寫了特別長的說明,說我們採到了什麼,進去有多辛苦,寫出來大概會是一個什麼稿子,當時領導沒回覆,就說先回來休整。兩三天以後才突然說可以發,本來是通知我可以開始寫稿了,但我怕離開現場久了會忘記一些細節,一回來就開始寫,領導說可以發的時候我剛寫完,最後很順利地發在了客戶端,就是沒有向三方平臺去推。現在想想都覺得挺不可思議的。

重重阻礙的現場

現場瞬息萬變,記者不僅要打開受訪者的話匣,也要和「封鎖條」鬥智鬥勇。

唐建光

03年我們報導井噴(註:2003年12月23日,重慶開縣中石油川東北氣田羅家寨16號井發生井噴事故,劇毒硫化氫奪走了243條人命,4000多人中毒就醫,10萬人連夜疏散,直接經濟損失達6432.31萬元),事故之後我立刻帶著一個記者去了現場。

中石油是中央企業,所以當時立刻就不讓去現場了。井噴的地方在山上,離城市有幾十公里,但井噴發生後,周圍幾公里都沒有人煙了,因為事故導致周圍的人和牲畜都死了。所以現場封鎖的理由是:危險區域,禁止通行。

那個時候雖然有警戒線,但不可能把現場全都圍起來,周圍幾公里還是可以步行走小路進去的。到了離現場幾公里的地方,我跟另一位記者分工,讓他先下車步行到核心區,採訪搶險工人。我就在開縣縣內,通過朋友約了本地的官員和老百姓吃飯喝酒。當時說不聊這個事,但實際喝起來就聊開了。他們雖然不能正式接受你的採訪,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會把一些信息透露出來。

那個時候還有很多空隙可以鑽。比如很多信息傳遞是通過列印傳真,所以我就去打聽中石油的調查組在哪個酒店,他們肯定要列印東西,會利用酒店的列印設備。我就去了那個酒店,用他們前臺的電腦搜索到沒有刪除的文件,裡面有匯報的材料底稿,非常詳細地記錄了事情的起因經過、處置和死亡人數。

我在後方所獲得的這些信息和文件,和前方記者所獲得的現場,最後構成了報導的主脈(《新聞週刊:重慶開縣井噴》)。

潘俊文(現媒體人,入行近八年)

我入行近八年,前前後後參與過很多災難報導:武漢疫情、江西洪災、鄭州暴雨、東航墜機等等。

在災難報導中,主要有兩個突破方向,一個是核心人員,直接和災難相關的受害者、救災者、相關責任方,或者是比較邊緣的,比如周邊的目擊者、受害者的工友,受害者家屬等。

剛入行那幾年,也就是16年-18年的時候,現場封鎖的沒有那麼快,只要去到現場,基本上就能找到核心採訪對象、突破核心現場。邊緣受訪對象也沒有這麼大的防備心,只要承諾匿名,對方基本上還是會跟你說,你能採到很多東西。

有一次我們去東莞採訪,那裡有一個廠子爆炸,死了很多人。我們進不了現場,找不到核心受訪,於是就去了殯儀館。在那裡等了一天,後來混進遇難家屬的中巴車到了賓館。找到跟我年齡差不多的、感覺可以溝通的家屬,告訴Ta,我是記者,希望Ta不要暴露我,我們來報導這個事情是想幫助你們的。這樣比較容易溝通,也能找到突破口。

現在記者去到現場,基本上已經拉起封鎖線了,無法接近最核心的現場,甚至一些最核心的人會先被相關部門「保護」起來。願意說的邊緣受訪對象也變少了,可能之前找10個人有5個人跟你說,但現在找20個人,只有1個人願意說,或者讓你直接去找宣傳部。大家都覺得採訪的風險很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他們實在有訴求,才會找記者。

和禁令賽跑

「禁令」有很多種,不僅來自官方的文件,有時也來自長久以來的性別成見。

唐建光

媒體的報導禁令一直存在,一般來說,分為幾種類型:一種是在災難發生之後,地方到中央對本地媒體的報導口徑要求,比如不要深挖什麼東西,另外像受災人數、災情,這種需要以官方數據為準;另一種是對於災難的原因,會有報導要求以官方通報為準。

以前,地方宣傳部門相對還比較開明,很多情況下,不會直接下令媒體不能參與某些報導。這個時候,地方媒體可以搶時間,比如當晚的事情,當晚就報導出來,宣傳部門可能會措手不及。另一個方法是找異地的媒體補上,比如河南礦難了,四川、廣州的媒體可能會來報導,之後本地的媒體再去說服宣傳部門:你看其他媒體的報導了,我們不報導不行,形成一種互相撬動的狀態。如果一開始地方媒體受到的壓力太大,可能就會把信息透給外地媒體,「裡應外合」打破新聞管制。

後來宣傳部門也會有它的應對措施,比如24小時值班,發生事情第一時間下發報導禁令或者方向通知。此外,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開始執行新聞發言制度,或者說是新聞歸口制度,要求所有的採訪信息必須出自於宣傳部門,比如之前可以直接採訪消防部門,但後來必須通過消防部門的宣傳口,得到許可後才能深入採訪。

2005年,松花江污染的事情,我們當時也派了記者。所有相關部門都不接受採訪、不讓報導,但是當時有個央媒記者告訴我了一個信息:他們會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開一個會,可能有幾十人上百人參加。記者就以參會人員的名義混進去了,在現場錄了音。

當時很多管控經驗還沒有吸取到位。另外如果信息泄漏出來,也不會像今天這樣處罰嚴重。也有官員會向記者透露信息,無論(一部分)官方還是媒體都還相信,信息公開、透明是正常和正確的。

潘俊文

剛當記者那會感覺禁令沒這麼多,空間還比較大。後來就越來越嚴了,哪些事件能報導,要按哪個方向去報導,能不能派記者去現場……要求非常詳細,非常多。

現在我們的記者,有的剛剛把包拿出來打車,還沒到機場就不能做了。有的到機場被叫回來,有的剛下飛機被叫回來,有的剛剛採訪完被叫回來。

不同的媒體在現場的待遇也不一樣。2020年初的時候,百步亭社區有一個萬人宴事件,感染了很多人。當時我人在武漢,去和百步亭社區現場溝通了好久,工作人員拒絕地很堅定,有各種理由。後來我正準備走,剛出門就看著一個車帶著央媒過來了,領導帶著他們採訪,態度特別恭敬,對比特別鮮明。

陳光

雖然我們經常出差,但是像地震和水災這種災難,機構很少給女記者去現場的機會。土耳其地震的時候,我主動辦了簽證,申請要去,河南洪災的時候,我也是申請要去,他們都說女孩子不要去了,不安全。他們之前也有派過女記者,但都是非常經驗老道的,年輕的女記者普遍得不到太多這樣的機會。

我去年有機會跑幾個突發現場,都是因為我駐站了,離事發地點近,從總部派人過去反而不方便。但如果同站有另外一個男記者,就不太可能再派我。

他們自己應該也沒有細想過這個問題,就是習慣性認為:跑突發,男記者肯定比較靠譜。如果你非要說女生有什麼麻煩,比方說河南水災的現場,可能很長時間人得泡在水裡,如果女生來月經的話,真的可能會有點不方便,容易生病。但是我覺得男領導可能也想不到這一層。

另外像土耳其。他們覺得那個地方有穆斯林,地方文化整體上對女性不太友好,但是我覺得他們不太信任女記者,彷彿你在現場各方面都不如男記者。

記者不是去救援的,也不是去搬東西,正常情況下女性的體力應該夠用。另外一方面,女記者其實會比男性更有優勢,因為災難現場,受災者其實心理非常脆弱,他們對女生會防備心更低一點,大部分女生應該也會更有親和力,跟採訪對象接觸的時候,肯定也會比男生做得更好。

就算不是災難現場,報導現場也有很多阻攔。我們這樣的年輕女性走到農村裡面,大家一看你就是外地人,就會有人盯著我們。這種情況下你就沒有辦法採訪。敲門去別人家,他們可能就會被村幹部威脅,採訪完全沒有辦法進行。

有一次去到村裡,我們採訪完開車要走,有兩輛車一直跟著我們,甚至等我們的車停在村裡的停車場,他們就在車後面停幾輛車,把我們圍起來不讓我們走,然後問你們是來幹嘛的,有沒有記者證?像黑社會一樣。當時還是在疫情期間,他們還問你們有沒有核酸證明?那個時候我拿著手機去拍他,那個人把我手機直接打掉了,非常凶。

還有一次我們去災後現場,徒步了很久才走到那個村子裡,一直採訪到晚上。當時我們帶著一堆裝備也很顯眼,鎮上的幹部就知道我們是記者了,找人盯著我們。我們怕被他攔下來,第二天早上凌晨4點就去山上損傷最嚴重的一個村子,可能就休息了兩三個小時的樣子,去上面呆了10個小時左右,把所有的家屬都給採訪到,才拿到死者的名單。

其實到了現場之後,會發現地方部門對於應對這類事件已經非常熟練了。尤其是某幾個省。出現這種突發災難之後,對於數量有限的受害者,他們會把所有的家屬控制起來,管這個叫專班,幫他們辦一些對接撫恤這類的手續,提供心理援助。但同時家屬也無法接受媒體採訪,官方也有可能會告訴他們,如果你把這個事情說出去、不聽安排,拿到的撫恤金可能就會變少。

報導不夠,非虛構來湊?

近年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對於事件源起的追問和深挖漸漸缺位,非虛構寫作反而相對火熱。另外像這次新余火災,流傳最廣的是兩篇逝者報導。幾位記者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唐建光

之前有一篇稿子批判了目前非虛構寫作的興盛,說目前的非虛構相對比較粗糙,我基本認同這篇稿子的判斷。

理想狀態下的非虛構,是在一個比較完整的新聞生態中,建立在海量的新聞信息和深度報導上,它無法取代即時新聞和全局新聞。但現在很多人直接去寫了,用非虛構做替代報導。

但媒體需要協作,比如系列報導不是個人和單一媒體能完成的。現在的動態化信息和情緒化表達會多一些。

其實這個情況和記錄片比較相似,在國外的記錄片,尤其是歐美記錄片的生態中,記錄片分為兩類,媒體記錄片和獨立記錄片。媒體記錄片,是關於社會事件、社會議題的記錄,類似媒體中的社會報導、重大新聞報導。但這個東西在中國是幾乎絕跡了。

中國更多獨立記錄片,獨立記錄片也有一些關注社會議題的,比如關於塵肺病和疫情的,但都是以個體視角而非機構視角。

這其實就是一種內化,大家更關注個體的感受。記錄片如此,廣義的媒體也如此。對於社會趨勢、重大事件、全局性的變化的關注是缺失的。

潘俊文

我以前在學校裡的時候,也是特別喜歡特稿、非虛構,對文本細節特別在意。剛入門的時候寫一個案子,會把細節寫得很豐滿,但統統被編輯刪掉,要求我把所有的信源標出來,可這就打破了文本的美感,讓我非常頭疼。

後來新聞越做越多,尤其在疫情的時候,新聞觀被徹底改變了。因為在這種大型的公共事件裡,再多的人物特寫、再豐沛的故事和情感,在那種試圖趨向核心的調查報導面前,簡直不堪一擊。

那時候我就慢慢地在改觀,覺得自己要寫這樣的稿子,要去調查、去質疑。

但是對於特稿來說,可能也是因為很多網路媒體沒有採訪資質,只能做一些軟性的,比如人物、中產階級、社會現象的稿子,越來越軟,這是沒辦法的選擇。

早些年的特稿其實不一樣,比如李海鵬寫的都是些很硬的新聞。現在一大批特稿記者,不是在做新聞,而是在做一個作品,採訪和寫作是圍繞著自己的作品來的,不會想著這是一個新聞,怎麼去推動解決問題。

其實不單只是新聞了,比如說記錄片。這幾年其實社會議題的記錄片越來越少,私影像——拍拍家人、拍朋友,拍拍親密關係的——越來越多了。其實是同樣的原因:社會面的這些東西我沒法關注時候,我就轉向內,向內書寫、記錄。

王文

我覺得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相配合的。正常的媒體生態有點像打仗,就是不同的兵種互相配合。現在沒有這種配合,但不是說剩下能做的報導(比如逝者報導)就是無用的。

在災難的報導裡,後續思考性的、深度的報導,其實都是建立些前面的快速報導基礎上。因為後面加入的記者會引用這些報導,並建構起自己對這次災難的認知。包括一些可能極端的、碎片化的報導,只要它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就能幫助構建起全局。

2022年發生了很多事情。長沙自建樓倒塌的時候,有一個女記者用自己的自媒體梳理了遇難人員的信息,也留下了一點東西。

這次新余的火災,也是有禁令的,流傳的稿子也比較有侷限性。但是它創造了一個出口,調動起大家的情緒,通過這些信息和出口,讀者結合別的信息,拼湊出遇難者的形象。其實當人們對真實的認知加深、越來越悲觀和絕望的時候,這些情緒也能推著人們找到突破的方式,激發人的力量。

*陳光、王文為化名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微信公眾號「青年志You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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