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4日，地震後的四川汶川縣映秀鎮。（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5月12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綜合報導）16年前的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中國政府迄今仍在拖延對因豆腐渣學校建築倒塌造成大量學生傷亡的回應，而民間並未停止對政府的追責。多次考察過前汶川地震災害現場的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告訴《看中國》，汶川地震傷亡是一場徹頭徹尾的人禍，他對16年來真相仍未得到還原感到悲哀。他表示，在扭曲的政治制度下，下一場大地震的結果只能更為慘烈。
死難學生名單至今未公布
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鎮的居民李德全12歲的女兒因其就讀的洛水鎮洛城小學校舍倒塌，和其他100多位同學不幸遇難身亡。16年來，李德全一直在向政府不同部門申訴，還向法院提出了訴訟，希望追究校舍倒塌的責任者，但一直未得到答覆或處理。
2008年5月12日地震後的第三天，成都人楊雨就帶著香港電臺的攝製組進入了地震的核心區域四川北川老縣城。在現場他看出學校建築垮塌比其他建築更厲害，其中必有蹊蹺。一個月後，楊雨又和四川異議作家譚作人協助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艾曉明進入地震災區，拍攝學校受災的視頻。一年後，艾曉明完成了記錄片《我們的娃娃》，反映512地震中是學校建築豆腐渣工程造成了學生死難。楊雨當時作為成都公民社會的成員，要求政府將官方統計的5335名死難學生的名字公布出來，但就是這個最低的要求16年以來也從未得到滿足。
對比汶川地震、智利地震和臺灣花蓮地震
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接受《看中國》採訪時說，汶川大地震後，他數次考察過汶川地震原點、地震災害現場，以及汶川周邊環境。「汶川地震悲劇在於，十多年還沒得到真相還原。相對於對地震和建築質量能進行有效管理的國家而言，汶川地震的傷亡是一場徹頭徹尾的人為災難。」
2010年，趙蘭健和多位地質學家重返汶川，看到在地震原點對面的山坡的顯眼處，距離公路很近的位置，政府已蓋了統一震後樣板房。隨行的地質學家一致認為，這個位置不適合再建設民宅，周圍地質結構並不適合地震震後安置。
「當地政府執意這麼做的目的，是希望過路遊客能直接看見整齊如一的官員政績。這個安置居民點的對面，就能看見對面山坡上，2008年汶川地震原點流出物質的流淌痕跡，地震原點也是黑的一個洞狀破壞點。」他說。
8.3級汶川地震兩年後，2010年智利發生8.8級大地震，比汶川大地震高出0.5震級。智利死亡五百多人，而汶川死亡失蹤近十萬人。巨大的數據差距的原因在哪呢？
趙蘭健分析，這是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所致。
「1960年智利發生，人類歷史有觀測記錄以來最大的Valdivia大地震，震級高達9.4--9.6級。首都聖地亞哥南部城市Chillan市中心有一處教堂，地震發生時天主教徒奔向這個教堂，祈禱上帝保護自己，教堂建築質量不導致整體坍塌，躲避的教徒全都遇難。震後Chillan建設水泥澆筑的雞蛋型教堂，雞蛋的一半埋在地下是隱藏建築，一半留在地上是主體建築。寓意是地震再來時，雞蛋滾動不會坍塌，保護裡面避難者。1960年智利大地震之後，智利用法定形式規定了建築物的抗震指標。若有地震坍塌傷亡損害，將追究建築物的設計方、建築方、管理方的責任，而且是終身追責。這是2010年智利發生8.8級地震，只有500人死亡的原因。而2007年汶川地震8.3級死亡失蹤近十萬人。」他說。
他說，汶川地震並未到對中華民族警醒的作用，原因在於中共當局不允許任何人對汶川地震追責，甚至也不允許民眾查明真相。至今連汶川中學學生的死難者名單都列為機密，有民間人士想要前往調查都被官方抓捕。
趙蘭健認為，「多難興邦」是溫家寶留給中華民族的可恥記憶，在這種扭曲的政治制度下，下一場汶川地震只能更為慘烈。
「汶川死亡學生名單都成為一種神經敏感，追責汶川建築質量問題更不可能實現。因為中國的現有的社會制度是扭曲的，不允許真相呈現，不允許詢問為什麼。只能用一種迷信般的政令對民眾做污濁式洗腦。無法認知，不能認知，使中華民族一直處在廝殺和爭鬥的惡性循環中。甚至人們已經迷戀上這種扭曲價值觀。每當共產黨喊出多難興邦，民眾都能處於酣傻狀態，期待下一次災難降臨。並在這種自然和人為的災禍中，尋找著錯亂興奮點，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
趙蘭健透露，2015年他陪同商務部領導再次抵達智利，在聖地亞哥街頭看見大型倉儲式超市一角坍塌，並未導致人員傷亡。五年時間裏，一直在追究建築商的法律責任。但汶川地震全部的偽劣建築商，被中國的現有社會懲罰機制放過了，扔給了歷史。
「正因為這種罪惡的管理機制的存在，才有了本文開頭我講的在汶川地震原點對面建築了新的安置工程。這其實就是中國制度下的無解惡性循環。」他說。
他還對比了4月初臺灣花蓮7.2級地震僅18人遇難，其有條不紊的救援模式的科學性也給經歷汶川地震的國人上了一次深刻思想教育課。無論是2024花蓮地震、還是智利2010地震，民眾迅速反應自救能力和社會服務救援機構組織能力，都遠遠是中國汶川地震無法相比的。
他也認為，對於危機自救，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的教育也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強調公民的素質教育，後者強調的是公民應試教育。
「智利國民從小到大要經過三個獨立系統的教育，這三個獨立系統互不干擾，消防系統培育國民體能和自救訓練，從幼兒園到大學，甚至延續到普通的成年公民的自救自護訓練。教會系統，教育公民從小到達的倫理道德和生理衛生教育。教育系統，教授公民從小到大的普通科學教育。而中國的應試教育，是完全脫離生活實際的教育，逃生、自救、脫險、體能，這些能力訓練在中國教育裡完全缺失。這也是導致汶川地震慘烈死亡的原因之一。」
「嚴苛限制公民自由的社會，導致全民族人種劣化，要求聽話和遵守紀律的奴隸訓練方式，導致中國國民人人巨嬰化。這也是中國社會危機發生時，全局出現混亂的必然。無論是地震還是一場戰爭，這是整體國民素質決定的，奴化教育的必然結果。」他補充道。
不遺忘 不放棄追責
汶川地震發生時，金吉（化名）在成都讀小學，從未忘記地震中倒塌的學校樓房造成大批學生死亡的情況。現居美國舊金山的金吉計畫在5月12日與當地青年行動組織「擦星星事務所」合作播放艾曉明的記錄片《我們的娃娃》。「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因為我覺得，不遺忘是一切的開始。政府是很希望我們忘記這件事情的，但我們去紀念以及我們去追問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人本性使然。」她告訴《自由亞洲電臺》。她表示，從當年四川地震中倒塌的學校建築，到近年的白紙運動等等，都不是單一的事件，她看到中國的公民社會行動空間不斷縮小，以及隨之而來的政府責任不受監管。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即將出版新書《中國在震中》，書中分析了2008年以來中國形成的控制體系。夏明說，中國政府當年對四川地震災後處理的嚴格控制有一個重要的背景是北京奧運會，這種控制在奧運後被延續，他對此總結為「五子登科」，即槍桿子（軍隊）、刀把子（警察）、筆桿子（媒體宣傳）、密探子和錢袋子。
16年前的5月23日，身在紐約的夏明和HBO（美國家庭票房電視網）團隊進入汶川地震災區拍攝。當時團隊在拍攝現場被看似政府密探的人士跟蹤，行動很快就受到當地政府阻撓，團隊所有人於6月一度被警方抓捕。夏明及其同事擔任製片人，HBO出品的記錄片《劫後天府淚縱橫》於2009年獲奧斯卡最佳記錄短片提名。
趙蘭健則認為，要想改變中國現狀，避免下一次汶川地震慘烈災難的發生，必須首先面對汶川地震災難的根本原因。中國只有解禁言論打壓，建立偽劣工程的追責機制，認知歷史性錯誤。才有可能像智利、臺灣、日本一樣遭遇地震，而能把生命損失減少到最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