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六四」及支聯會作見證(組圖)

2020年6月4日，民主派自發前往維園悼念六四（圖片來源：龐大衛/看中國）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看中國2024年6月19日訊】編者按：在「支聯會」顛覆國家安全案開審前，該會副主席鄒幸彤日前在獄中呼籲曾經參加過支聯會活動的朋友，踴躍為「六四事件」及支聯會作見證。本文作者回應她這個呼籲，公開實名作證。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法官大人：

我名叫程翔，我響應被告人鄒幸彤小姐的呼籲，實名為「六四事件」及支聯會作證，希望法庭能接納我的證詞。

我不懂法律，所以我的證詞未必符合法律文書的嚴謹要求，也不可避免地會滲入我對事件的主觀判斷和個人情感，所以有人可能認為這只是一面之詞，但我畢生從事新聞工作，我以專業新聞工作者秉持的原則，即：對事實負責、對歷史負責、對自己的良知負責的精神，作以下的證詞。

甲　　關於「六四事件」

一，我對「六四事件」背景的見證

我從1981年到1987年期間擔任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這期間我見證了以下這些事實：

這段時期正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蓬勃發展的時期，但同時也是中共黨內反對改革的力量急劇積聚的時期。我身在北京，目睹了改革和保守兩股勢力的激烈博弈。八十年代初，中共著手解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經濟萎縮、政治高壓的局面，急劇需要改弦易轍，當年國內流行一個看法：「改革亡黨，不改革亡國」。這句話反映當年中共面臨的兩難困境：不改革的話，中國會「亡國」（學者稱之為「被開除球籍」），但改革的話，會觸動中共「一黨專政」的地位（即「亡黨」），必然會導致黨內保守派的強烈反對，黨內兩派的激烈鬥爭，為「六四事件」埋下伏筆。

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後，保守派一直以各種理由來拖改革派的後腿。例如1983年發動「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1月中共藉口1986年底的學潮罷免改革派領軍人物、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罪名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隨著發動聲勢浩大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8年以物價高漲為由反對改革派另一領軍人物、新任總書記趙紫陽等等。這種背景，使我覺得「六四事件」是保守力量反撲的結果。我的這些觀察已經寫成《天安門的反思》一書並在1990年發表。所以，當我看到中共把「六四事件」歸因於外國勢力煽動的結果，我覺得這個結論本身就是錯誤的，是經不起歷史考驗的。很可惜，這種錯誤的認知一直延續至今，甚至用來打壓在香港的支聯會。

我見證了從1982年開始，北京、上海等地很多學者和大學生紛紛舉辦「沙龍」和研討會（例如1982和84的兩次莫干山會議），大家認為中國進入一個「新啟蒙」時期，對如何深化經濟改革併進而推動政治改革提出很多意見及建議，對黨內出現反改革逆流十分擔憂。所以當胡耀邦這位具有鮮明改革意識的總書記因「八六學潮」被黨內保守派通過「生活會」（而不是黨內正規程序）罷免後，已經感覺到一場扑滅改革的歪風即將來臨。這種擔憂使他們在4月15日胡耀邦猝死後自發舉辦悼念活動，希望重振改革開放的旗幟。所以，這場運動的本質是學生們自發發動的愛國民主運動，跟所謂「境外勢力」沒有半點關係。學生的自發性和北京市民的支持（精神上和物資上）是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得以發動和持續一個半月的主要原因和動力。

二，我對「六四事件」發展過程的見證

「六四事件」發生時，我的職務是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兼總主筆。從1989年4月3日直至6月3日整整兩個月，我都身處北京，見證了事件的爆發過程。在這期間我目睹以下事實：

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由於他是黨內改革派領軍人物，他一直是黨內保守派的攻擊對象。這些攻擊導致他在一個所謂「黨內生活會」上被罷免總書記職務。由於「生活會」不符合黨內領導人更替的法定程式，人們視之為一場由保守派發動的「政變」。所以他的猝死，觸發全社會對他的同情和對黨內保守派的不滿，終於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天安門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初起時一直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學生的訴求也是十分溫和，只是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與政府對話，要求制止「官倒」（一種中共式的貪污腐化行為）。現任立法會議員、當年任英文《虎報》記者的梁美芬，在接受訪問時更認為這是「有史以來咁和平」的集會。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把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並暗示會予以鎮壓。自此學生覺得備受冤枉，於是提出更為激烈的口號和要求。社論發表後，黨內外普遍感覺到一場鎮壓即將展開。他們紛紛發表聲明及呼籲要求中共最高當局懸崖勒馬，避免災難。4.26社論是保守派第一次激化矛盾。

五月四日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在接見「亞洲發展銀行」各國代表，發表了「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解決問題」的談話，對學生運動表示理解和同情。學生聞訊後表示接受趙紫陽的立場並離開天安門廣場。但當晚教委主任何東昌傳達總理李鵬的說話，「趙紫陽的意見不代表中央」。剛剛回到校園的學生們聽聞李鵬的傳達後，又迅速走出校門恢復在天安門廣場的集結。教委傳達李鵬的意見，是保守派第二次激化矛盾。

五月十六日趙紫陽接見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透露了在中共的十三大會議（1987）上，黨內有一個沒有公開的決議，即雖然鄧小平已經退休，但重大事件的決策仍然要請示鄧小平，這件事被鄧小平認為是趙出賣了他，想把學生運動的矛頭指向鄧小平。這件事筆者當時就已經聽說，這是因為蘇聯方面在問，為什麼說「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標誌是從鄧-戈會開始，而不是趙-戈會開始」？因為從公開安排上，趙的地位在鄧之前。為瞭解釋這個問題，趙就把黨內這個不公開的決議告訴了戈。後來任憑趙如何解釋，鄧都聽不入耳，保守派更藉此煽動鄧小平部署鎮壓學運、撤換總書記。這是他們第三次激化矛盾。

五月二十日中共召開緊急會議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看到黨內激烈的鬥爭將導致一場嚴峻的殺戮，黨內外人士都十分擔憂。他們使用各種公開的途徑盡量為事件降溫，例如呼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緊急會議解決危機、6名解放軍退休將領公開散發傳單，反對使用武力等。群眾甚至不惜臥在解放軍入城的道路上阻止解放軍行進。很多人向準備入城的解放軍派發西瓜、清涼飲品，並向他們訴說北京並無動亂，不要入城傷害平民百姓等。戒嚴令是保守派第四次激化矛盾，使這場愛國民主運動最終以悲劇收場。

北京發生的悲劇深深地牽引著香港的同胞。五月二十一日我服務的《文匯報》發表「痛心疾首」的開天窗社論以此表達香港市民對即將到來的屠殺的憤怒和抗議。香港百萬市民冒著大雨在跑馬地集會抗議北京的屠殺。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紛紛具名譴責中共，這些譴責廣告，都可以從支聯會刊物《八九中國民運報章廣告專輯》（1990年5月出版）可以找到。

轉入六月，由於形勢危險，《文匯報》李子誦社長多番催促我回港，我無奈在6月3日離開北京，未能親身目睹殺戮的場景。至於六月四日清晨的殺戮，是我回到香港之後從電視上看到的。

三，我對「六四」事件性質的理解

「六四事件」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屠殺。由於中共封鎖訊息，「六四」慘案究竟殺害了多少市民，外界無法確切瞭解，但單從「天安門母親」群體收集到的、單是北京一地的死難學生（還不包括工人和市民）就已經達到200多人，這些罹難者的名稱、年齡及身份都已經刻在座落在美國加州「自由雕塑公園」裡的「六四事件紀念雕塑」上。即使我們接受200多死者這個大大縮小了的死亡數字，這都是一場血腥的屠殺，稱之為「天安門屠城事件」絕不為過。這是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一次嚴重的罪孽。

「六四事件」中斷了中國本來方興未艾的政治改革，使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更加走向腐朽。當我看到中共調動坦克入城時，我腦子中呈現一幅圖畫，那就是這些坦克是來為貪腐開道的，因為學生一個訴求就是反對貪腐。果然，在坦克的「鳴鑼開道」下，中國的貪腐問題一發不可收拾，成為一個危害全中國甚至世界的問題。今天中國面臨「文化大革命」捲土重來的危險，這正正就是「六四鎮壓」令政治改革夭折的一個必然的結果。

「六四」促成蘇聯東歐集團的崩潰。這場愛國民主運動雖然在中國被鎮壓下去，但以「坦克人」為標誌的中國人民抗拒暴政的精神卻意外地、間接地導致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集團的崩潰。2019年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的時候（也是「六四」20週年），德國政府舉行盛大紀念活動，我採訪了這次活動，瞭解到原來中國的「六四」事件竟然是壓垮蘇東集團這隻龐大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關於兩者的聯繫，我在香港記者協會紀念「六四」30週年的刊物有詳細的記載，這裡不贅。我在這裡突出這點是想說明，天安門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是一場義舉，即使它被扑滅後的餘波也能夠導致蘇東解體，結束共產主義對蘇聯東歐人民的奴役，為世界帶來積極正面的效果（結束冷戰）。所以如果中共當時能夠順應民意堅持改革，則必然會給中國及世界帶來很大的進步。

法官大人：對「六四事件」的性質和意義，法庭不應該只聽取鎮壓者一方的論述，而應該謹慎審視各種證據，聆聽人民的聲音，特別是被鎮壓一方的觀點和意見。

乙　　關於「支聯會」

從支聯會建立的第一天開始，我就參加它每年舉辦的「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晚會」悼念「六四」死難者（除了2005-2007這三年我自己身陷中共文字獄外）。支聯會的五大訴求：「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30年來向徹維園雲霄，凝聚了香港人對中國的期望和關懷。除了「維園燭光晚會」外，我還參加由支聯會籌辦的各類有關「六四」研討會，推動大、中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關注中國的問題。作為支聯會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我願意作以下的見證：

一，支聯會的由來

香港人對天安門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遭到中共殘酷鎮壓表現出極大的憤慨。這可以從以下幾件事看出來：

數以百萬計的市民冒雨集會，抗議中共鎮壓；演藝界發起「民主歌聲獻中華」募捐活動，協助受害者家屬；

香港的親共左派組織集體站出來抗議，這裡面計有《文匯報》史無前例地發表「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宣布脫黨、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中共在香港最高領導人）被迫流亡海外、左派社團紛紛發表譴責中共廣告（例如左派龍頭組織「香港工會聯合會」率領其80個附屬工會發表聯名廣告）、更有年輕左派人士醞釀「另起爐灶」，籌組「新銳左派」（可惜計畫胎死腹中）等等。

香港當年的政界精英，無不出來批判中共的鎮壓，例如前特首梁振英、現任「國安指定法官」郭偉健等，都曾經發表嚴厲的批判中共的言論，均見附圖。

香港市民的義憤，完全是自發的、基於樸素的人道主義關懷，基於對國家民族的關懷、基於對香港前途的憂慮而走上街頭。我們既無推翻中共的目的（絕非中共所污蔑的「顏色革命」），更非所謂「外國勢力」能發動左右的。700萬市民的義憤，是支聯會成立的原因和群眾基礎。

二，支聯會的性質

支聯會從一開始就是香港左中右各界人士的自動自覺組合，而不是外國勢力所策劃、組建、及操控的。在最早期的組織裡甚至有資深左派人士擔任常委職務。在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清楚表明他是鎮壓的決策者後，中共遂下令各左派群體退出支聯會。

支聯會歷年的經費，也是完全靠香港市民每年的「燭光晚會」捐獻所得。市民的捐獻，涓滴歸公，因為支聯會的運作基本上是靠義工來承擔，長期以來只聘用一個全職職員。我們幫助支聯會擔任研討會主講嘉賓的也是分文不取。

談到支聯會經費來源，我想順便說一件事。中共慣常的說法是它拿了外國勢力的錢，但迄今拿不出什麼具體的證據。這就使我想起，中共這種說辭已經幾乎成為它們的「口頭禪」，動不動就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拿來指控他們不喜歡的團體。我想以一宗誹謗案為例說明他們的指控都是沒有根據的。2015年親中共作家關秀瓊（筆名余非）出版一本名為《「佔中」透視》的書（由三聯出版社出版），毫無根據地污蔑「獨立評論人協會」（以下簡稱「評協」）收取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的錢，而後者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分支。「評協」對此失實報導要求道歉並下架該書。對方表示擁有證據，對「評協」的要求不於理會。「評協」唯有訴諸法律。庭審時，被告所謂的「證據」均是來自左派報章的傳言（hearsay）而沒有一絲一毫的證據，結果被法庭裁定敗訴，罰款25萬（「評協」後來把這筆錢捐給一個法定的慈善團體）。這個例子說明左派長期習慣動不動就指控別人接受外國勢力的資助也是毫無根據的。

為了還支聯會一個公道，筆者強烈呼籲曾經積極參加過支聯會活動的左派人士如程介南，鄭耀棠、譚耀宗等各位出來為支聯會作見證，以您們的良心說出支聯會的成立是否受外國勢力所左右。特別是程介南，他是支聯會創會常委，帶領左派組織「教育工作者聯會」參加支聯會。他們後來雖然在中共壓力下退出支聯會，但他們應該可以證明支聯會的成立同所謂外國勢力毫無關係。

三，支聯會的貢獻

我作為支聯會活動的積極參與者，目睹支聯會為香港和中國作出重大的貢獻。篇幅關係我無法展開來談，這裡只扼要地指出它貢獻所在：

支聯會幫助香港人治療集體傷痛

「六四事件」是香港人的集體傷痛，經歷這些傷痛後，支聯會的「維園燭光晚會」為香港人提供一個機會舒緩這種傷痛。它使我們更關心自己、香港、中國的前途，從而提振精神去迎接種種政治上的挑戰。30年來的堅持，「維園燭光」已經成為我們的共同集體歷史記憶（common collective historical memory），把香港市民牢牢地凝固起來。

支聯會給大陸「六四」受害者的家屬帶來安慰和溫暖

支聯會每年的「維園燭光」為身處大陸的「六四」遇難者的家屬帶來安慰和溫暖。每年的維園燭光晚會上，都有難屬參與發言，他們都感謝香港人沒有忘記這場悲劇，這種精神鼓勵著他們繼續去爭取一個合理的政治解決方案。

支聯會持續不懈的努力刷亮了香港「自由之都」的招牌，使國際社會對香港充滿信心。

在1997年之前，國際社會都有一個共識：「回歸」之後，香港能否繼續保留原有的自由和法治，中共是否真正履行《中英聯合聲明》，落實「一國兩制」，一個重要的指標是看「維園燭光」能否繼續點燃。「回歸」後的20多年，「維園燭光」依然燦爛，使國際社會對香港充滿信心。支聯會在這方面的努力，實際上刷亮了香港「自由之都」的招牌。當支聯會還存在時，它的這個貢獻不容易為人察覺，今天支聯會不復存在，「維園燭光」熄滅，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馬上崩潰。這從反面襯托出過去支聯會的價值和貢獻。

支聯會的堅持使香港成為中國的良心

在1989-2019年的這30年間，我們憑著這股「維園精神」，在不知不覺間把香港打造成為「中國的良心」。不但「六四」的歷史真相在這香港得到保存，「六四」的冤情在這裡也能得到申訴。久而久之，已經逐步形成這樣一個美譽：在大陸凡是有冤無路訴的，都會跑到香港去申訴。在大陸，凡是不能講的話，都只能到香港說。政治異見人士固然如是，即使是體制內的人，當其言論不符合當前政治需要時，它們也只能在香港發表，例如「六四」屠夫之一的李鵬，其回憶錄《關鍵時刻》（俗稱「六四」日記）就只能在香港出版，而素以箝制言論自由、有「左王」之稱的鄧力群，其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也同樣無法在內地出版。曾幾何時，香港人曾經為神州大地創造和守護一片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空間，這是我們全體市民對中國的最大的貢獻。這是我們曾經有過的光輝。這當然也是支聯會不懈努力的成果。

法官大人：「支聯會」從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組織，「支聯會」的活動，是香港人自己的活動，表達我們的愛國情操，它曾經對香港、對中國作出重要的貢獻，絕非所謂「外國代理」。對支聯會的定性，不能只看政權的好惡，更要看市民的態度。

四，支聯會的理念和行動並不犯法

任何人在判斷是非對錯時，不應該持雙重標準，這是最起碼的原則，法官處理國安法案件時更應如是。

一，同一理念不應有雙重標準

一個政治理念，是對是錯，應該由這個理念本身的內容和邏輯來決定其是否對或錯，而不應該由權力來界定其對或錯。如果由當權者提出時就「對」，由人民提出時就「錯」，這就是雙重標準。支聯會之所以被認為危害國家安全，是因為它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為什麼這是危害國家安全呢？在1949年之前，這些理想、觀念都是中共大力提倡的，正因為它提倡這些觀念，獲得人民支持，才能夠奪取政權。中國學者陳敏（筆名「笑蜀」）曾經把中共在1949年前呼籲當年的中央政府類似「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眾多言論編集成書，可見這些言論當時都是有利於國家發展的。如今支聯會提出同樣的口號和理念，卻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顯然是雙重標準。

二，同一行動不應有雙重標準

中共及港共政權指控支聯會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政權。坦白講，如果支聯會有這些活動，就不會被部分香港人批評為「行禮如儀」了，可見這些指控完全沒有根據。

支聯會的行動僅僅限於「維園燭光晚會」、「民主長袍」、「民主風箏」、各類研討會等。如果這些活動屬於「危害國家安全」，那麼中共在1949年以前的行為，又屬於什麼呢？假如我們按照兩條國安法的罪名來審視中共當年的行為，那麼中共是否也在危害國家安全呢？請看下表：

附表：根據香港國安法的罪名來審視中共的行為

按：上表關於中共行為每一項都有非常紮實的證據，篇幅關係無法在此呈現出來。

從上表可以看到，中共當年的所作所為，要比支聯會嚴重何止萬倍。在今天中共掌權下，我們當然無法把中共繩之以法，但必須看到，相對於中共而言，支聯會的活動就根本與「罪」完全沾不上邊。法庭不能以「成王敗寇」的理由來裁定中共的做法就對而支聯會的做法是錯。

法官大人：要判斷支聯會是否危害國家安全，是否先要確定中共上述理念和行為是否危害國家安全，如果確認中共的所作所為是危害國家安全，那麼支聯會危害國家安全才能成立，否則，對支聯會的控訴就不能成立。如果同一理念同一行為，中共無罪而支聯會有罪，這就犯了雙重標準。不幸的是，對與錯，往往是由權力一方說了算，所謂「成王敗寇」也。但是，法官是否也應該啟動Common Sense（常理、常情）去判斷此案。

我作供完畢，謝謝聆聽！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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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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