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周恩來（右一）當年堅決支持毛發動文革的責任，連前中共領導人都覺得實在難以否認。（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作者按：《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象》是我1999年3月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屆年會上的一個學術報告的中文簡譯本。那次會議在美國波士頓（Boston）舉行，我論文的英文原題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為了使學術界同行能認真討論這一歷史課題，虛心聽取意見，我還特地在論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樣。不料這樣一個嚴肅的學術研究課題，竟然被中共安全機關認為是「攻擊中央首長」，成為我在去年在北京8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內蒙古文革舊貨地攤上購買的由北大紅衛兵組織印的《中央首長講話》，因為中間有周的兩篇對群眾組織的講話，也被中共安全部門定為「機密情報」。且不說把文革中到處流傳的「中央首長講話」定為今天的「情報」有違中國小學生字典中對「情報」的定義；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億人眼下的政治表現，又豈是今天的安全部門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關審訊人員為了把我的學術報告和美國的情報機關硬扯上關係，非要「窮追猛打」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是否受了CIA的資助，差一點把擁有數千名學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間諜組織」。把學術討論無限上綱地政治化（如對吳的《海瑞罷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見別有用心地「間諜化」（如對楊尚昆竊取毛機密，對賀龍、羅瑞卿「二月兵變」的指控），實在是文革整人的慣用伎倆。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機關在這方面的進步實在不大。
不時聽到有人抱怨目下眾多的「紀實文學」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真實。其實，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讀者們已不難分辨出它們中的文學性與歷史的真實性之間的區別。事實上，這些紀實文學的作家們也並不諱言他們的文學虛構。在我看來，更大的曲解來自某些貌似非常「歷史」而實際上悄悄地剪裁並掩蓋了歷史真實的「歷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較，即便是細心的讀者也難以一眼洞見底蘊。尤其當這些著作以年譜、傳記、文獻記錄影片等歷史的記載體（其實是某種「剪裁體」）形式出現，並伴隨著多卷本（集）的長度，準確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證，瑣碎的細節和清晰的圖片時，要剔精抉微地燭其真偽，確非易事。在中國大陸的「周恩來熱」中湧現的由中共最權威的黨史研究機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三卷本，下稱《年譜》），《周恩來傳》（四卷本，下稱《傳》）以及十二集大型電視文獻記錄片《周恩來》（注1），卻不幸正是這樣一種以剪裁歷史見長的「歷史著作」。尤其是它們精心地剪裁出了一個文革狂瀾中「中流砥柱」的周恩來的形象（注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捨也。它不是完全的憑空偽造，所依的也可說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只是這些部分事實來自編撰者對歷史整體的一番或許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與拼湊。與偽造者的讀者期待一樣，剪裁者也是為了掩蓋歷史的真實，誤導讀者得出與史實完全相反的結論。大約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讀者不會再輕易地相信「毛林會師井岡山」之類的天穴來風式的神話，而編撰者認為自己只是剪裁歷史而不是偽造歷史又可以減輕撒謊的心理重負，因而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謂一脈流貫。這裡先舉一例，借一斑以窺全豹。在上述三種傳記中，都提到了周恩來反對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的事：「國慶節這天……林彪發表講話時，卻公開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宣稱『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要求紅衛兵小將們敢於鬥爭，前仆後繼地把這場運動深入下去。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周恩來有不同看法，他曾當面向毛澤東表示了自己的意見。他擔心的是，這個提法將導致更多的領導幹部受到衝擊（注3）。這一故事還被幾乎所有大陸有關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書籍作為「周總理與毛主席對國內形勢的估計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證（注4）。這裡，姑且不論關於林彪講話中提出「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有誤，因為林的原話是「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注5），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有關周恩來反對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事，編撰者捨去了極為重要的結尾。關於這一史實的來源，《傳》原注為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回憶。然而，王力的完整回憶卻是：周總理看到《紅旗》社論後曾對王力說：「黨內路線問題只有『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怎麼用了『資產階級』，還『反動』呢？我要去問主席。」問了以後，周總理告訴王力說：「主席同我用英文講了『反革命路線』，『反對革命路線』，『反動路線』這三個詞的區別。我對主席說『我懂了』。」（注6）
從上面的回憶中可以看到，周恩來所注目的主要是一個文字性的提法問題，他從來就沒有向毛當面表示過這「將導致更多的領導幹部受到衝擊」的不同意見。更耐人尋味的是，他當以一個小學生的姿態去問了毛後，馬上表態說：「我懂了」——這不僅清楚地表明他已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對毛個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線的支持。這裡哪有什麼「根本分歧」的蹤影？有的只是周恩來對毛「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的忠心。而當編撰者取前因捨後果地剪裁了歷史後，一段原本說明周在毛面前無原則地卑膝效忠的史實，竟成了周與毛當面鬥爭的業績。而在這種黑色幽默式的顛倒剪裁中，歷史的整體性和真實性自然被破壞殆盡了。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要完整地評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現，恐怕要從文革的發動談起。毛無疑是文革的發動者，但毛絕無可能獨立寒秋地呼喚出漫天狂飆。從1965年底的批《海瑞罷官》，進而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揭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和發出「五･一六通知」，到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公布「十六條」，是文革呼風喚雨的發動期。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周在這一時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對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這一問題上，上述三本史著或韙忌莫深，或大砍大捨重要的史實。首先，周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寫作批判《海瑞罷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圖，立刻積極支持。在中共近年來內部發行《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公布了一個「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在這一「大事記」中，有整整幾段讚揚周站在毛的路線一邊，與彭真作了堅決的鬥爭。例如，「十一月二十八日1965在周恩來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問題……」又如，「1966年四月二日周恩來同志報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鄧小平同志主持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同志參加。先由康生同志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後，周恩來同志和鄧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這個會議決定：（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注7）。如果考慮到「五･一六通知」作為文革綱領性的文件通篇由毛親自修改定稿，那麼周毫無疑問是毛心中的忠臣與親信。而在三百萬字之巨的《年譜》中，上述史實或被完全捨去，或刪去周最關鍵的堅決反彭真的政治錯失。例如，1966年4月2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譜》中竟變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鄲同省，地領導座談，聽取關於打井抗旱工作的匯報……（注8）」這種以周的工作職責——抓生產的流水帳來掩蓋他重大政治錯誤和過失的方法，也是貫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種一箭雙鵰的誤導手法。一來它可以遮醜，二來又突出了「人民的好總理」念念不忘民生的親情。
根據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陳伯達回憶錄《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來幫毛一手組建了中央文革小組(注9）。第一，陳的組長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薦的。第二，還是周恩來，提議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依據最新披露的中共內部檔案：「周恩來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討論時，提議：江青同志擔任副組長，第一副組長（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檔案）（注10）」。第三，又是周恩來，在中共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向全會推薦林彪為付統帥，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見，毛發動文革名正言順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組織班子，都是周幫忙搭建的。周為此也頗引以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見群眾講話時提到。1967年1月21日，時值不少群眾炮打林彪和陳伯達之際，周在人大會堂接見部分來京軍事院校學生時就說過：「在十一中全會上，我推薦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緊的，我推薦他為副統帥。他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用毛澤東思想教育解放軍最好。另一個是把毛澤東思想領會得最好，從理論上闡述和宣傳得最好，這就是我黨傑出的理論家陳伯達同志。他們是經過幾十年考驗的。我們要用盡一切努力消除誹謗。（注11）」關於周在建立林的副統帥地位中的作用，當年林家未過門的媳婦張寧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澤東數次指令林彪進京，林彪不肯進京，從哈爾濱躲到大連。毛澤東調不動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藥，聲言『活著沒意思』。周恩來窺悉毛的心思，以恩師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注12）」。林彪是否真不肯進京當第二把手，還是一種待價而沽的姿態，且另當別論。但這裡關於周的作用，妙則妙在「窺悉毛的心思」六字。毛雖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書和老婆升官竊國，則有臉面上的難處。周不用毛開其金口，便主動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幫忙和「幫閒」已幫到了主人的下意識層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一直被中共官方，從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認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上述史著中雖然也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現，但總閃爍其辭，語焉不詳。關於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周恩來年譜》只作兩句話的記載：「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注13）」究竟周在其近萬字的演說中講了一些什麼，中心議題又是什麼，中共的史學家們在刻意迴避。讓我們不妨引用幾段文革中廣為流傳，並得到周首肯的這一講話。在第一個問題中，周開明宗義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即林彪5･18關於政變問題的講話），講得很好」。然後他大批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對政變的危險，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中央與地方以中央為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為主」——這便是周對文革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它的側重點完全在子虛烏有的所謂「反革命政變」上。如果我們同意中共的黨史專家們的意見：「周總理與毛主席對國內形勢的估計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麼，周和林彪的估計一樣，出於他們的某種政治需要，他們都估計得比毛更黑暗，更極左。周的講話就顯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講話的第二部分，即「領導與群眾問題」中，周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生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在第三部分「保持晚節問題」中，周以自己老資格的黨內高級幹部的身份，向全黨老幹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為例說明「晚節不忠」的危險。他指責瞿為「叛徒」，提出：「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注14）」。由於周第一個在黨的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對死者墓地的打砸搶，數月以後，他的講話廣為流傳，瞿，李兩人的墓地即被紅衛兵全部毀掉，文革群眾性政治暴力中對死者屍體，墓地的殘害即由此濫觴。
有關周恩來當年堅決支持毛發動文革的責任，連前中共領導人都覺得實在難以否認。據說早在1980年3月20日，鄧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提綱後，就與部分政治局委員談到過周在文革中的「錯誤，過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薦了林彪為黨的副主席，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在起草九大黨章時，又把林彪作為既定接班人，並以法加以確立；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籌備期間，曾提名江青，葉群為政治局委員；在中共十大籌備期間又曾建議江青為政治局常委；關於設國家主席一職，也是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由林彪擔任的建議；在劉少奇問題上，在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有過失的」。胡耀邦，陳雲也認為周對文革的發動等重大問題「是有一定責任的，不能都歸於當時政治環境，氣候，否則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注15）」。令人遺憾的是，所有周的錯失在這三本史著中絲毫沒有提及。縱觀這些中共的黨史專家們在上述史著中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蓋，使他們竟離這些中共前領導人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都相去甚遠。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