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就在前不久，另一位“六四”风云人物袁木也油尽灯枯，黯然死去，没有追悼会，没有哀乐，没有什么“袁木同志，伟大的XX家，XX战士，在‘六四’关键时刻，坚决地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等等之类的话音响起。
据说，袁木临死前对他在“六四”时的丑陋表演有所悔悟，这有待考证，但陈希同在判决后大呼“我有话要说”却是事实。可惜的是，九年前他所极力维护的那个不让人民自由说话的制度，现在也不让他说话了，他只能接受判决，接下来再进行笃定会被驳回的上诉，而给他这一判决的完全受中共高层操控的司法审判体系，正是九年前人们呼吁要求变革的专制的一部分，如今，陈希同实实在在地去“享受”他当年坚决捍卫的“胜利果实”去了。
毫无疑问，以六四事件为终极的89民运，是中共自建国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权危机，而陈袁二人在这场危机中的充分表演，为中共摆脱困境，维护政权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一个是巧舌如簧，黑白颠倒，假大空全套出击，硬是将“少数坏人怎么能把几十万群众扇动起来”这样的刁钻问题搪塞了过去；另一个呢，则是“明察秋毫”，牢牢抓住阶级斗争新动向，其给邓小平的污蔑夸大学生“动乱”的敌情通报直接导致了邓氏对学运的狠恶定性和最后的武力镇压，真可谓劳苦功高！然而，“平暴”取得“伟大胜利”后，二人的仕途却未能随功而升，相反，袁木渐渐淡出官坛，直至黯然湮没，无声而终；陈希同也未能戴上总理或总书记的乌纱帽，只好在“北京人做事，上海人领功”的抱怨声中，干看着上海人大举进军中南海，那奢侈糜烂的陈希同王国，也呜呼短命，未几便被上海人砸了个灰飞烟灭，其状惨兮！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耍尽嘴皮为党遮羞藏黑的袁木不能官升几级？为什么坚决“平暴”的陈希同不能荣登“总”字号宝座？这原因其实就在陈袁二人极力捍卫的共产党体制之内：
中共，朝共，越共，苏共，等等，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无论他们的开创者是多么富有理想和献身精神的仁人志士，其后来却都无一例外地由于主义的集权取向(民主集中)，体制的内在弊病(上级绝对领导，下级充当不思考的螺丝钉)和领导人自身的私心而演变成封闭排它的专制政党，这个党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一切却围绕着当时得势的高级领导人的意志和利益来运转，我们可以排出一长串熟悉的名字：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金日成，齐奥塞斯库，等等，这时，他们的利益也就是党的利益，谁冒犯危胁这一利益，谁就会受到无情整肃。
那些公开站出来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如哈维尔们，萨哈罗夫们，是这一利益的直接危胁者。
可还有另一类危胁者，这就是那些积极充当打手说客的奴才们，由于他们卖命地维护这个专制制度，常常将上级指示超限度地理解执行，势必激起民愤，形象丑陋，不利统治，因此，在用过后，要么明升实降，赋予闲职；要么找个形象稍好者予以代替或制衡；要么干脆就弃之不用或灭口。30年代苏联的亚歌达就是个典型，亚歌达曾积极地替斯大林肃反，欠下无数人命，结果最后他自己也被斯大林处决了，他的继任者贝利雅最后也不得善终，而陈袁二人的命运结局便不过是这种制度悲剧的重演而已！
50年代，波兰由于波共的官僚主义和经济政策失误，引发了第一次波茨兰事件，群众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和监狱，波共进行了流血镇压。事件平息后，波共遂将当时的内务部长解职查办，理由是他“作风粗暴，滥用权力”，可怜这位内务部长，如果不是波党赋予他对“敌”斗争的大权，他如何能去“作风粗暴，滥用权力”？到了要抚民心时，却把他拿来当替罪羊，可惜，在那时的波兰，是没有他说话的机会的。
而今，陈希同有话要说了，可又能让他说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年陈氏在“六四”时的表演不那么起劲，不那么突出，和血案不那么有直接联系，那么，中共第三代核心很可能就要安在他的身上，而今天站在法庭上的腐败被告们很可能就是另外一批人了！
遗憾的是，陈希同大概是无缘看到这篇文章了，那么那些还在全williamhill官网 各地积极执行监视跟踪民运人士任务的公安国安们呢？我但愿你们看到本文，想一想陈袁的命运，非常清楚的是：你们只有在自己的位子上，推动中共进行民主改革，公众才会安全，国家才会安全，你们自己才会安全！
如果陈袁的命运能给人以这样的启示，那也算是他们对人民的一点贡献了，但用不着谢他们。(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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