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恨陈希同由来已久
说起江泽民与北京市委的矛盾，首先是他对陈希同的日益不满，此矛盾的起因至少可以追溯到趟紫阳下台之前。当时二八四”枪声未响，北京城一片歌舞升平景象。为了开好“亚运”，赵紫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支援北京亚运场馆建设问题上，要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要从全局利益出发，从民族大义出发，在经济代价上不要斤斤计较。仅举其中一例，譬如当时中央及北京电视台的电视现场转播设备远远不能适应亚运报道需要，于是趟紫阳下令，全国其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西藏电视台的转播车都被无偿调造北京使用。
而当时代表上海利益的江泽民，一方面绝不敢顶撞中央，另一方面又想藉亚运也为上海捞点油水，于是便提出上海可以承办亚运更多的项目。趟紫阳和李鹏则表示此事由国家体委先与上海和北京共同商量，拿出个具体意见来，再由中央讨论决定。但在与陈希同交涉时，陈希同根本不理江泽民，只是再三催促江泽民将中央分配给上海的支援北京的任务迅速落实。这可能是江泽民与陈希同之间的第一次不愉快。
陈希同丧失立场江泽民恼火
一九九O年年初。因为二八四”下台的胡启立还没有复出，陈希同曾秘密安排了一次胡启立与万里的会面，地点在首都宾馆，陈希同不但亲自出面作陪，而且特别殷勤地到宾馆门口亲自给胡启立接驾。
此事陈希同自以为安排得十分周密，但没有想到因为他在首都宾馆安排日本料理宴请出了问题。当天傍晚，正好有几个日本电视台和报社的驻北京记者也去日本餐厅欢聚，其中一位误闯宾馆为陈希同安排的包间，亲眼见到了胡启立、万里与陈希同三人间的觥筹交错。
当时，陈希同也以为误闾禁区的日本人是普通商人，便没有在意，谁知第二天便有日本报纸将此新闻见报。第三天，新华社内参报又将此新闻以“动态清样”形武递送到江泽民办公室，令江泽民大为恼火，认为这简直就是“丧失立场”的行为。
老邓钦定陈希同是改革派
接着，江泽民立即下令由中纪委出面调查，首都宾馆负责人证明确有此事后，江泽民亲自给陈希同打电话质问，陈希同只好推说是应万里的要求，自己不能不办。
自此，江泽民因为对万里奈何不得，再不敢深究此事。后来，因为邓小平下令让胡启立复出[作，更证明陈希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无所谓“违反组织原则”。但此事等于是向海外印证了万里与因为二八四]下台的赵系人马的密切关系而令中共高层十分被动，最怕趟紫阳派系咸鱼翻生的江泽民因此对陈希同内心的恼怒可想而知。
踢开李锡铭陈希同权力坐大
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后，陈希同看准了左派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甚至认为江泽民、李鹏等人也有可能被邓小平抛弃。另外，陈希同也看准了一直在意识形态角度坚持强硬态度的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的政治前途已经到头，于是一改过去对李锡铭的尊重态度，一方面不顾李锡铭的反对，在北京市抓紧推行种种深化经改措施，一方面赶紧利用各种可能的场合发表改革言论，极力表现自己的“改革派:止场。而邓小平似乎也是为了给陈希同点面子，所以也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北京市的陈希同是改革派”。
党内大家长这句圣旨一出口，等于是在批评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不是改革派。自此，李锡铭如同经过了一场霜冻的蔫萝卜，只能在私下里感慨共产党政权的反覆无常。而陈希同竟也“当仁不让”，你李锡铭懒得理政，正好让我党、政大权一把抓。再加上当时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多数成员都与陈希同关系较好，使得陈希同轻而易举地成为北京市实际上的第一把手。而从此之后，江泽民与陈希同的矛盾也就深化为与北京市委的矛盾了。
有一件具体事例是，因为当时已有深圳有关媒体抢先报导出邓南巡的主要讲话内容，江泽民等人曾勒令中央级报刊对邓南巡的报导，要等候中宣部“统一报导口径”的正式通知出台，此前不准擅自行动。但此时陈希同已经通过邓小平子女得到了邓小平不满意江泽民和李鹏的准确信息。于是，时任北京市长，本应听命于李锡铭指挥的陈希同竟然越过李锡铭，要求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尽快对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作出反应”。
在陈希同的授意下，《北京日报》转载深圳报纸上关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内容比《人民日报》早了一天，被江泽民斥之为“打乱了中央的统一部署”。自此，江泽民与北京市委，特别是与陈希同又结下了一层新的怨愤之情。
邓小平首钢行江、李不知情
此后，时任首钢大老周冠五又与陈希同等人合谋安排邓小乎巡视首钢，得到邓办许可并安排好巡视时间后，阵希同和李锡铭都被通知前往接驾，到了首钢现场，此两人才知道中央政治局居然没有一人到场。当时，邓小平当着首钢众多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我最近说的话有人要听有人不要听，北京市已经动起来了，但中央一级还有人顶着不办。并要求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让陈希同转告江泽民等人，“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事后，中央办公厅责问北京市委为甚么事先不向中央通报小平同志的行动计划。陈希同自认为已经有邓小平做后台，故非常硬气地顶撞说:小平同志的行动安排应该是邓小平办公室通知中央主管部门，由我们来做不是越权吗？
中央办公厅将此事汇报给江泽民后，又添油加醋地告了陈希同一状，形容他态度如何恶劣。老邓点名让陈希同进政治局
自此，江泽民与陈希同之间等于是旧恨未平又增新仇，无奈因为邓小平点名让李锡铭在十四大上“退居二线”，由陈希同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并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江泽民自然不敢顶着不办。但当时江泽民也小小报复了陈希同一下，即不同意将北京市列为党政负责人一人兼任的试点。
此前，中共高层曾讨论安排一个直辖市或一两个省搞党、政第一把手由一人兼任的“组织机构改革”试点。曾经长期兼任天津市党、政一把手的李瑞环积极推动此事，并建议安排北京市做试点。但江泽民藉口北京市太特殊，坚决反对李环瑞的动议。十四大召开之后，正好赶上海南党、政第一把手矛盾日益尖锐，于是江泽民趁机将这一试点安排在海南省，由阮崇武同时兼任党、政第一把手。至今为止，这一“试点”成功与否中共内部不再讨论，自然也没有安排在其他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推广实行。
治理流民北京市委得罪外省
九四年初，北京市有关部门向市委、市政府汇报了一组惊人的数字：九三年一年中，北京城内的流民人口超过二百五十万，预计九四年将突破三百万，已经接近北京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四十。
北京市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汇报的有关统计数字同样耸人听闻:在每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上、下班高峰时段内，每班公共汽车上的外地民工占全部乘客的百分之四十，非高峰时段估百分之六十强。
另外，各地农民涌入北京从事的主要是城里人压根儿不愿染指的“苦、脏、累、毒、危”五大类的工作，但因为进城流民越来越多，“僧多粥少”，自然导致找不到工作的流民男盗女娼，严重威胁北京的社会治安。
穷困省份联合反对北京市
为限制这种情况继续恶性发展，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拟出相应规定，要求自规定实行之日起，凡进入北京市找工作的外地农工，前提条件一是必须事先已有单位雇用，二是雇人单位和受雇者必须向北京市政府各交纳五千元雇工管理费和“进城费”。这一来，一些已经进人北京市的农民工本来已经联系好用工单位，但用工单位一听市里将征收管理费，立刻被吓破了胆，只好对前来待命的农民们表示奉单位实在拿不出那多数额的雇工管理费，所以要终止合同。同时，进城的外地农民自己更缴纳不出大笔“进城费”。于是，胆小怕事的人只好打道回府，胆大些的则留在北京城里伺机闹事。
陈希同用动乱吓唬江泽民
消息傅到外地后，首先是河南、河北等邻近省份的领导人表现出强烈反弹。此前，这些省已经习惯于让本省农业富余劳动力流动到北京等大城市，一是直接缓解本地劳动力过剩之压力，二是可以为本省赚取“外汇：指外出民工从外地汇到家里的劳动所得”。而如今北京市采取的措施，断了“周逞”省份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自救”的生路，这些省的领导人立刻向中央诉苦，状告北京市“剥削外地民工”，指责北京市以中央所在地自居，从来都是在国家财政分配上吃偏食。如今不但不帮助兄弟省、区排忧解难，竟然还要从外地进京民工身上雁过拔毛。
兄弟省份的告状信寄交江泽民后，江泽民曾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指示陈希同，要他和李其炎等北京市领导人多从“全国一盘棋”角度考虑问题，与兄弟省份尽量搞好关系。不料陈希同回辩道：如不采取经济手段，流民进京数字会越来越大，不但严重影响北京的经济秩序，更直接危及中央所在地的社会治安和政治形势。我们这样做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北京不能乱”。
中央内部谁都明白，如今的江泽民忌讳“乱”字，如同阿Q忌讳“懒”字和“疤”字一样，所以陈希同的理由一时令江泽民无话可说。
眼看江泽民也无法压服北京市，河北省干脆向北京市讨价还价，要求北京市给专门进京的河北民工制定“优惠政策”，不然就要在迁安铁矿上做文章。
首钢剥削河北朱镕基管不了
河北领导人说的迁安铁矿，是首钢公司生铁生产的主要原料产地，但迁安地处河北境内，长年来河北人从这座铁矿所得到的全部收益就是首钢公司付给当地民工的微薄工资。照理，首钢每年的巨额利润应该有一部份从迁安铁矿中产生，但其上缴利润河北省却从来得不到一分半厘。
九四年初朱镕基正武开始主持税制改革后，一向听话的河笔×斓既艘环矫姹硎尽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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