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人、车的密度，澳门比北京高得多。北京每平方公里650人，澳门则高达2万人；北京百人拥有不到两辆车，澳门每三个人中就拥有一辆卧车。
若比文化素质的高低，则北京不比澳门低。北京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占人口的近半数，澳门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占大多数。
两厢比较，出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结论：人口文化素质高、车少人稀的北京，马路文明却远不及人口文化素质低、人挤车涌的澳门。
是北京交警没有澳门交警忠于职守？非也。北京交警是全国公认的“业精、尽职、操守”的一流队伍，比起澳门交警毫不逊色。如果仅从马路上观察，北京不管刮风下雨，大街小巷均可见交警的身影；而澳门无论何时，街面上很难觅到交警的踪影。
两厢对比，又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两地的“不同”，和交警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这种“不同”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公共意识的差异。笔者不由联想到另一种景象：走进京城许多机关家属楼内，公共走廊、天井卫生与每户室内卫生泾渭分明。前者是土飞尘盖，污乱不堪；后者是铮光瓦亮，一尘不染。究其原因，仍然缘于公共意识欠缺。看来，公共意识之强弱，与文凭、职务的高低，城市的大小，生活的贫富不成正比。
公共意识乃关爱众人、关爱社会之意识。其核心是博爱，即爱他人、爱社会，是一种没有私心的爱。记得清末名人曾国藩家族中有件代代相传的趣事。说的是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有一天，湖南湘乡老家来信，称府上为盖新宅，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乎闹到要打官司的地步，甚是不快，欲求助曾国藩的权势。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写的一首诗。于是便写了一封长信给弟弟曾国潢，并将这首诗附上：“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曾家父子兄弟读了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爱心油然而生，胸襟豁然开朗。“让他三尺有何妨”！毅然将地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不再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也秉着“让他三尺有何妨”的爱心与宽忍，转让给了曾家扩建新宅。
一百多年过去了，笔者现在再读这首诗及事，仍觉得乐趣无穷，感悟至深。人从降生到这个世界始，就是社会之人，就要与人相处，包括朋友、同事、邻里等等，就要在社会这个公共的大空间中生存。所以，每个人的爱心不能只圈定在与自己有直接利益的人与事上，每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只局限于自家人的小圈子里。否则，如同现在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出门见丑，离家受困”之窘况，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笔者认为，培养公共意识，补上博爱教育这一课，是落实江泽民总书记“以德治国”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十年动乱中，“博爱”这一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遭到批判，至今余毒尚存。人们公共意识的淡薄，与此不无关系。
试想，如果人人都具有“让他三尺有何妨”的博爱、宽让之心，良好的社会公德岂有树立不起来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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