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类媒体上“托儿”一词频频出现，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当然多系歪道邪佞之意。譬如以征婚作套的“婚托儿”，专为他人跑官要官的“官托儿”，专为行贿者牵线搭桥的“贿托儿”，等等。凡此“托儿”，皆利欲熏心，为了中间牟利，不惜泯灭天良，卑鄙下作手段尽用其极。
“淫托儿”何等玩意儿？乃专替卖淫女提供服务和招徕嫖客的龌龊肮脏之辈。与卖淫女联袂做“皮肉”生意，古来有之，即俗话说的“拉皮条”。“淫托儿”也就相当于“拉皮条”吧。在各色“淫托儿”中，要数打着公安招牌的“淫托儿”最让卖淫女满意，不仅经济效益丰厚，而且绝对安全。据说，而今的所谓“性服务行业”中有一句流行语：“没有公安做后台，‘大腿生意’悠着来；有了警察当“托儿”，‘鸡’姐个个发大财。”
公安部门，乃查禁打击嫖娼卖淫活动的主体，咋会干“淫托儿”勾当？笔者无意无胆凭空朝公安脸上抹黑，事实是残酷无情的和最有说服力的，民间的纷纷言传姑且皆可忽略，媒体的一曝光就抹不掉了。
例一，江苏溧水县公安局三级警司、水上派出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高明亮，为搞创收，投资6000多元，专门开设“路边店”，招聘卖淫女从事“皮肉”生意，民警和联防队员便装店内“值班”守候，每当嫖客与卖淫女风流事后，守候的警员就立即“拿双”，对嫖客实施罚款，五千元、一万元不等。高警官为鼓励卖淫女多干活多创收，还视其实绩给予“奖励提成”。生意兴隆，开张3个月就创收8万多元（据中华网消息）。
例二，河南兰考县公安局宣传科长刘利国、民警靳国栋、司机杜富强３人与公路旁数家饭店老板、卖淫女勾结起来做“皮肉生意”，令卖淫女勾引过往司机、店主报警，抓嫖罚款每次1000至5000元不等，只罚款不开票，在半年多时间里，除给饭店老板和卖淫女部分提成外，3个公安败类共截留私分抓嫖罚款10万多元（据《大河报》消息）。
例三，贵州乌蒙山区某公安局所属的“查禁办”把卖淫女当“人才”争抢，明确规定其待遇标准，如套住一个“嫖客”，按所获罚款总数的20%提成；卖淫成功者，所得嫖资统归卖淫女所有。有了公安作后台，妓女们格外积极卖力和肆无忌惮：一位退休老干部在路上行走，卖淫女上去粘住，“查禁办”人员立马上去将其捆走，以嫖娼论罚款3000元；一位退休老工人在自己儿子的小店中闲坐，卖淫女前往纠缠，“查禁办”人员当即将老人铐走，以嫖娼论罚款4000元。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该公安局所属的6个“查禁办”办理治安案件1432件，共得罚款497.2万元，其中一个“查禁办”存在仅25天，办理16件嫖娼案，收入高达55.8万元（据《南方周末》报道）。
警察与卖淫女能够形成“托儿”关系，关键在警方。吓死卖淫女她也不敢向头顶国徽的共和国卫士主动提出“替我拉皮条吧”，无疑都是公安败类拱手在先，卖淫女求之不得，一拍即合。警察卖淫女联袂，绝对的“双赢”！
充当“淫托儿”的败类已经完全彻底地丧失了一个人民警察的资格，其卑鄙下作的行为缘于其丑陋肮脏的心态，一为钱，二为嫖。应了“靠山吃山，靠河吃河”的俗语，少数地方的“警头”利用打击卖淫嫖娼的职责，把唆使卖淫女套嫖客罚款创收，当作“顺理成章”之举。“打击”“处罚”的目的不是为了禁止卖淫嫖娼，而是为了“创收”。甚至给下达硬性的“抓嫖罚款”指标，逼着警察坏良心、当“淫托儿”捞钱，完成任务。还美其名曰，是为“公”创收，为解决经费不足。何公之有？纯粹为了小部门的“小金库”。经费不足，不过借口而已。果真经费不足，当地政府自然会想方设法解决。再就是，少数公安败类背地里擅自打着公安旗号偷偷干着“淫托儿”勾当，“钓”“罚”所得的“黑钱”全塞个人腰包。
少数公安败类充当“淫托儿”，除了捞钱之外，还图“嫖”的方便。可以说，凡是与卖淫女有瓜葛，充当“淫托儿”的公安败类都是贪“嫖”无厌之徒。他们对“淫托儿”窝点上的“姐儿”，想啥时玩就啥时玩，嫖资全免，裤子一提就走人。有的寻觅着了靓“鸡”就往其所辖的“淫托儿”窝点上调，以供其享用。用公安败类自己的话说，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如果真的有朝一日一刀切地把卖淫嫖娼取缔了，最不乐意的最有顶牛情绪的人可能就是公安部门中的少数败类。因为断了他们的“财”路和“嫖”路。当务之急，是清除公安败类的“淫托儿”。否则，禁止卖淫嫖娼只能是空话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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