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上报案率有二种不同说词,上报罪案率时,总是弄虚作假,说下降、好转、人民满意、外商好评等等;一旦申请经费,又说,罪案率大幅上升,情况恶劣,原因是经费短缺,严重阻碍了办案,影响了社会治安,云云。
罗干又说,地域广大,警力队伍局限(指短缺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万公安警员编制),经费严重紧缺,以至县级公安连警员工资都要打欠条,有的部们只好乱设罚款条例,甚至侵犯、侵吞企业、公民权益来取得经费生存......。
当罗干讲到这里时,朱熔基插话说:这种情况,国务院当然要负责,但是,每年经费预算都有明列。这样搞,为什么不上报?瞒着、压着就是渎职、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保护得出了格,包庇罪犯,参与犯罪活动和罪犯同流合污。这是今天重拳打击的目标。显然,朱熔基和罗干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是相互指责。胡锦涛作总结时特别要求不要把会场上朱、罗争执的气氛传出去。
事实是,中央首要的任务不是维护社会安全,而是维护自已这个党的独裁权力是否稳固。它的国家安全部就比公安部神气得多,机构庞大,经费十二分充足,拥有一切最新科技手段,但是主要任务不在乎社会治安,而是专门伸长触角去探查不同政见者,去提防谁在思想上和中央不一致,谁在言论上“危害国家安全”,或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专门搜集法轮功学员的全部动态,予以重点打击。其实这本是宪法明文保护的公民自由,而中央却草木皆兵,如临大敌,把国家的警力首先用在对付公民的合法自由上,怎能不放松对刑事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呢?
中共的“公检法”从来都把“政治保卫”列为最重要任务,而把打击刑事犯放在第二位,因此,尽管每年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然而警力还是不够,原因在此。
独裁腐败,助长犯罪,本末倒置,善恶不分,怎不让强盗土匪笑破肚皮?怎不让他们迅速坐大,横行全国,为所欲为?刑事犯再多,还不至于影响政权,政治保卫有失,政权动摇,中央当然不愿看到。这样就造成今天大陆上刑事悬案廿二万件,通缉犯二万的反常现象。公安这一本难念的经,也只有公安人员心里有数。因为对国家安全部高出他们一等的妒嫉心态,除了以消极的反叛心态对良心罪犯网开一面,就是变相与商人甚至黑社会合作搞钱,反正大陆无官不贪,早已成为制度化,公安人员既得不到中央重视,索兴以务实的精神搞钱,作为一种自我的安慰,刑事犯只要有钱,减刑、提早释放等等,均有价可讲,只要不是政治犯,上面当然也是眼开眼闭,因此更助长犯罪的气氛。
如果把对付不同政见和镇压打击法轮的方法用来对付刑事犯罪,他们就不能如此猖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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