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相信认为他和他背后的当局在这个时候会对蒋医生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是,这名执政党小官,和别的大大小小的这类人一样,满脑子全是 “上边规定”、“统一对外”、“组织纪律”……以及“不能让这号人得逞”。
哪号人?有话要说而且觉得到了危机时刻不得不说的人;冲天一怒,拍案而起,不为财富、不为红颜,只为良心遭受折磨非得“自行其事”一回了的人;出于专业本能和医生的良知,明知自己言论所指的对象,是有权、有枪、有整套的宣传机器,自己今后的处境可能很尴尬、很危险,但已经顾不得这些了的人。
一线小官脑子里的非“这号人”是什么人呢?总的说来,是“不关己事莫开口”的“沉默的大多数”。专家们呢,长官这时候需要专家们么?需要!最需要的是他们以他们自己的赫赫的专家身份说党的话,比如1958年时候的钱学森和三峡工程上的张光斗,还有程度不同、档次分明的中钱中张、小钱小张。有了表现,“组织会看到的”,双方都心知肚明--除了那些没眼力架见儿、苯笨到家的“杠头”,比如马寅初、黄万里。
4月上旬,SARS在williamhill官网 到底发病多少例?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政府主管在全世界的追逼拷问下依旧不肯诚实面对,到底打的什么算盘,这一切,与蒋彦永医生本没有直接关系。这位1940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医学院的301医院前外科主任,甚至不属于应急SARS的一线医生。但他“非常愤怒”了,因为仅以他在自己岗位上的耳闻目睹,和随手在自己同事朋友间做的简单调查,已经足够戳破政府主管的谎话。当然,他是军人,又是执政党的党员,又是1950年代以来延续半个世纪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很清楚知道一个月前就已经下达了的对SARS病情“不许宣传”的“纪律”,和这“纪律”后边的份量。他可能已经在类似“纪律”、“精神”、“招呼”之中度过了大半生,并亲眼目睹了无视或忽略“纪律”、“精神”和“招呼”带去的后果。但这次他郑重地、没有丝毫犹豫地将自己的“证词”送交媒体(最先送的是他所在的党掌控的宣传武器中央电视台,可惜无人理会),希望在这事关“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的重大局面下,正视现实,共同投入对SARS的斗争。
结果是,全世界知道政府官员的撒谎,他也从此被“冷冻”。
他的袍泽,302医院的退休教授姜医生和广东的钟医生受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对待。他们本来都是好医生,敢负责、有担当,需要的时候不惜牺牲。唯一的小小差别是,蒋医生走了火,而姜医生、钟医生碰巧没有。当局或许会说,对,就是这样。你蒋彦永要是不乱放炮,打乱领导部署,如今可能正当着在总后卫生部专家组,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为人民立功呢。如今--让你闹!
如果蒋医生不是今天的蒋医生,而是一个更谨小慎微些、想自己更多些、甚至更有耐心更“相信领导”一些的人;比如他没找CCTV和凤凰,更没找Time,而是把自己的“证词”换个方式,变成向领导汇报甚至哪怕是越级汇报,他也不会落到今日之下场。问题的核心在于,他情急之下,见国人不理他,竟斗胆转向外人。
在他的脑子里,病毒和防治病毒是无国界的,防止疫情扩散是全人类的事。4月中旬之后的事实和当局的姿态,显得也确是如此。只有一点他没有想到,或者说没有足够充份估计:草民性命与“社会稳定的大局”经济发展(或曰发财强国),孰个轻孰个重,他当医生的与当官的是有相当不同的掂量的。君不见,不“稳定”何来经济发展,何来既得利益者们的“恭喜发财”?
--原载《美国之音》
(5/14/2003)(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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