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每当六四祭日到来时，受害者的亲人们都以各种方式祭奠已经含冤离开他们14个年头的亲人。年逾花甲、两鬓斑白的徐珏的儿子徐向东当年21岁，14年前在那场六四惨案中丧生。徐珏说，这些年来，尤其是丈夫95年去世前的临终嘱托， 她才有了活下去的动力，盼着有一天能为儿子讨回公道。
徐珏说：“每年去(墓地)的时候，我都是买上束鲜花，然后就静悄悄地坐在墓前沉思，自己把心里的痛苦和悲愤，默默地和他们对话，也是自己对仇恨的发泄。”
当年就读人大经济管理系三年级的吴国峰的父亲吴定富这样对记者说，儿子吴国峰的去世给他们全家带来灭顶之灾。他在吴国峰去世后大病了一场，没法上班，也没有工资。现在靠每个月17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维生。他说，这些年来，他历经磨难和打击，在承受了大儿子不幸遇难的沉重打击后，又接二连三地蒙受家里其他亲人去世的打击。
吴定富说：“这14年都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当中。我的身体就是由于悲哀和愤怒，落下了病。每年在极度痛苦当中度过的。吴国峰死后，我半身麻木。2001年发现肾脏上长了一个肿瘤，尿血。最初由于家境贫寒，没有钱去就医，加上小儿子患了尿毒症，没有钱，也不敢去医，去年就去世了。儿子的奶奶听说孙子出事后，气成脑痴呆，他爷爷半身瘫痪。他们两人勉强多活了几年。”
另一位在六四惨案中遇难的孙辉的母亲于清对记者说，孙辉学习成绩优秀，是那几年宁夏考上北大化学系的唯一考生。这位年近古稀的母亲说，孙辉遇难后，当局严格限制他们的行动，一言一行居委会都进行监视，孙辉的哥哥和姐姐毕业时，也因为孙辉的原因只能回原籍，不准进机关、不准重用。
于清说：“ 在那个时候，我大儿子那年毕业，据他说，他受了不少挫折，怕我们心情不好不敢跟我们说。说一句实在话吧。我们年年到六四的时候都受限制，在哪地方哪地方都受限制，看着我们，可能是怕我们有意外的想法，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还有一位六四事件受害者的母亲叫张先玲。她儿子王楠当时是北京月坛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这位年逾花甲的母亲说，儿子遭枪杀给她带来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 ，精神几乎崩溃，身体垮了。她说，这么多年来，为无故死去的受害者讨回公道、惩罚六四惨案凶手的信念支撑着她好好地活下去。
张先玲说：“这十几年来，我们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悲痛，不能自拔。后来，通过寻找我的孩子的过程，我变得比较坚强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当然这种伤痕是永远无法恢复的。也正是对死去儿子的一种悼念，一种母子之情，也是对当局草菅人命的愤慨，鼓励着我们这些难友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求解决六四事件的办法，要求政府调查六四事件的真相，让他们立法，对我们进行赔偿，并惩办凶手，这是我生活和寻访的信念。”
在记者采访的六四惨案受害者的难属当中，有一位受害者的遗孀，叫黄金平。她丈夫杨燕声当时在体育报社工作，为了救助受伤的群众，被子弹击中。当时他们唯一的儿子刚1岁零8个月。丈夫突然被夺走了生命，使她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信心。
黄金平说：“他出事后，我觉得无法接受，不是事实，现在已经过去14年，给我的感觉还是历历在目，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永远是流着血的伤口，不可能愈合。我们忘不了，因为我们的心一直在流血，伤口在张着。我曾经对生活根本不抱希望，想放弃，也做过，但是没有成功。”
黄金平现在的丈夫不仅理解，更支持黄金平积极参与为六四事件受害者讨回公道的活动。
记者了解到，十几年来，六四事件受害者的难属们在周围一些人的不理解、冷漠、歧视等精神压力下，在当局的监视、跟踪甚至要挟下，相依相挽，努力为死去的亲人们争取平反昭雪，得到应有的赔偿，并要求惩罚六四惨案的肇事凶手。他们相信真相最终会大白于天下，正义会得到伸张，六四惨案中的冤魂将得到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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