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布什已公开呼吁北韩和伊朗向利比亚看齐，不过利比亚模式所代表的“宁静外交”策略能否对其他“流氓国家”奏效，尚待观察。美国国防大学的利比亚专家塔克伊指出，迫使格达费做出改变的力量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泛美客机爆炸案之后的联合国制裁、前苏联瓦解后的国际孤立，和国内经济问题导致穆斯林与军方内部不满，酿成国内不安。
美国在一九八六年就对利比亚施以经济制裁，原因是罗马和维也纳发生和利比亚有关的恐怖攻击，八八年泛美班机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案，追凶方向最后指向利比亚，联合国在一九九二年对利比亚进行广泛制裁。
利比亚从此陷入孤立无援处境，格达费私下开始寻求与西方和解。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舍瑞西翁指出，至少从一九九○年代起，格达费开始和他在七○与八○年代信奉的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渐行渐远，转而寻求和欧洲重修旧好，其主要原因是商业考量。为了取得发展经济所需的西方资金和市场，利比亚必须遵守国际规范。
在柯林顿政府劝诱下，格达费决定接受洛克比空难的责任，于一九九九年将两名涉案情报员交给西方受审，并在今年同意支付洛克比空难罹难者家属二十七亿美元的赔偿金。此外，从一九九○年代末期开始，利比亚停止支持部份恐怖团体，并于九九年将避居该国十二年的知名巴解恐怖份子阿布尼达遣送出境。联合国制裁则在今年解除。
目前任职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前布什政府国安会成员雷佛瑞特透露，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均曾主动接触美国，试探要怎样做才能改善双方关系。布什在二○○二年一月宣布“邪恶轴心国家”名单时，上榜的只有伊拉克、伊朗和北韩，利比亚不在其中。
“外交关系协会”的专家米德认为，美国有意藉由强硬对付阿富汗和伊拉克，向其他国家宣示美国铲除威胁的决心。他认为利比亚在萨达姆被擒之后随即宣布和美英和解，在时间上太过巧合，一般很难不认为布什的强硬政策奏效。
相对于米德的恐惧论，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宋能斐则从理性选择的观点去解读格达费的决策动机。他指出，对格达费而言，现在是用放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换取最好价钱的最佳时机，而利比亚人“可不像北韩人那样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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