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于1919年，在她出生后不久，母亲杨品仙就患产褥热去世。
与杨品仙情深的陈布雷把这一悲剧归罪到了女儿身上，一天竟然一度精神失常，将哇哇啼哭的小陈琏塞进了痰盂。当惊闻到哭声的家人们赶来相救时，陈布雷却疯狂的将陈琏扔往窗外，幸亏窗户外的篾棚托住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女婴。
清醒后的陈布雷得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后，十分内疚不安，至此倍加疼爱陈琏，并当即为其取了乳名“怜儿”。
然而，长大后的陈琏却和陈布雷在政治道路选择上南辕北辙，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后暗中加入了中共，并于抗战胜利后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北平学委书记袁永熙结为夫妻。但不久就在1947年9月双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因为没有暴露其中共党员的身份，被陈布雷保释。
1948年11月，陈布雷有感于蒋介石政府的即将破灭而自杀，一代文胆用生命殉了自己必生所追求的“理想”。陈琏得知父亲死讯，十分难过与痛苦，政治理念上的选择并没有割断父女之间血与水的情谊。但是，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陈琏从来没有后悔过。
她为陈布雷的“殉国”感到揪心和悲哀，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
即便是全国解放后袁永熙因被捕遭到开除党籍（后重新入党）时，夫妻二人还是相互勉励，渡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家庭生活。
但是，“怜儿”不久发现自己真正成了“怜儿”。
1956年，身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袁永熙又因为旧话重提，被降职为校长助理。怜儿此时知道丈夫的冤枉，加倍疼爱，试图用自己的温情来平抚丈夫心中的创伤。然而，整风时什么话都没有说过的袁永熙稀里糊涂的又变成了清华大学党内“最大的右派”，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听说毛泽东将右派视为“豺狼”的怜儿再次面临着摧肝裂胆的人生选择。
领导们出于对怜儿的“关爱”，反复动员怜儿和袁永熙离婚。为了自己身边的三个儿女，38岁的怜儿离开了情深似海的丈夫，走上了自己独身抚养三个儿女的道路，其艰难坎坷可想而知。
儿女渐渐长大，经常向母亲询问父亲的问题，这无异是在不断的用刀子阉割着怜儿的心。无奈中她只好回答说：是你爸爸自高自大，走到了党的对立面。
大概这是她所认为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了，因为其它她实在是想不出来。
后来怜儿下决心离开北京到上海，临行前抱着袁永熙的外甥女孙士询哭道：我所以下决心离开北京，是因为北京走到哪里，都会想起一些事情而心酸。现在孩子渐渐大了，我怎么对他们讲你舅舅的事？还是远离一点，让他们健康成长，少受些伤害吧！
怜儿至此未婚。但每次从上海来北京开会，都要约孙士询到自己的房间住上一夜，为的就是打听了解袁永熙的近况。
每一次都是边听边哽咽着流泪到天明。
然而，作为陈布雷的女儿，尽管毛泽东也曾在195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也为怜儿关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报告带头鼓掌，连称讲的好，但她还是摆脱不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命运，“叛徒”的帽子又戴到了怜儿的头上。
周围的压力，儿女们的诘问，怜儿感到浑身上下是嘴也无法说清楚。
她大约是想起了父亲，理解了父亲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
1967年11月19日的早晨，怜儿穿着一身整洁的衣服，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楼上飘然而下。人们从她的书桌上发现了遗书：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一九四九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哪一天了……
1978年，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得干预下，怜儿得到了平反昭雪。
1989年，西南联大和上海的校友会为怜儿编辑出版了一本文集。
胡耀邦则干净利落：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陈布雷自杀于1948年11月，陈琏自杀于1967年11月。
或许冥冥中真的有天意，可九泉之下，当怜儿面对着等候她许久的父亲陈布雷时，将会是一种什么感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