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认知到，"在遵从政党之外有更崇高的职责，我们将国家放置于政党之上。"
当时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不仅美国，所有民主国家的选举，关键不看胜利者，而是败选者，能不能尊重法治，视国家利益超越党派之争。"
戈尔所以做到了，当然有他本人的民主素养等因素，另外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如果戈尔不这样做，而采取街头运动，煽情抗争，结果将会严重伤害他所属的政党的前途，所以连他的党内同仁也不会允许。更关键的是，美国的舆论、民意更不会允许，连认同戈尔所属政党理念的报纸、电视等媒体，也会出于爱这个国家，而不会赞同。这种大环境的制约，也迫使戈尔既不能那么想，更不能那么做。
台湾这次选举纠纷，最后如何解决，是趋向北京式的清算，还是美国式的真正尊重?冻蒜?和法治，真是"台湾第一次，世界都在看"。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 2004 年 3 月 29 日铿锵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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