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厂里部分职工发牢骚时会说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话头。这颇有点“极左”的味道，大有文革遗风。其实深入考究还是有点道理的。过去国有企业的惯例，每年要召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厂长的行政工作报告。合资以后这个惯例悄然发生改变，原来的厂长、如今的中方总经理，并不提请大会审议行政工作报告，只是向大会“通报”。一词之改，彻底否定了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也就是说，职工们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再也没有发言权了。
不管过去在国有企业里职工是否真正成为过“主人翁”，至少在理论上没人敢于否认这一点。合资之后名正言顺地否认了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也赤裸裸地变为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原先所讲的奉献精神、发扬风格，已经从企业管理者口中消失。职工也明白了“公司不相信眼泪”，不再指望“依靠组织、相信组织”，职工逐渐地接受了竞争、淘汰、解除合同这些冰冷的词汇。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没有了，干群关系也代之以等级森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整个企业唯上是从，唯洋是从，即使只是一个组长，也是不能得罪的，否则，在年底的“人事评价”中，组长那一票就足以让某些人待岗、息岗、下岗。独立思考几乎被排斥干净，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爱、帮扶、体贴、友好、同情，几乎被猜忌、中伤、排挤、倾轧所取代，人身依附，人格扭曲，人性中一些丑恶的东西沉渣泛起，人际关系令人窒息。
法国思想家、著名诗人雨果说过：“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有了理想才能生活。”生活不仅仅是活着，有质量的生活意味着活得有希望、有尊严、有成就感、有发展前途。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点精神是什么呢？这一直令我苦闷和彷徨。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提高。在物质匮乏年代每人每月二两食用油，过年过节供应半斤肉、几两鱼，外加一小包黄花木耳，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永远成了历史。很多人为彻底摆脱贫困而庆幸，同时又为某些逝去的东西而苦闷。当然也有仍然陷入困顿和窘迫的人们，上千万失地农民，上百万下岗失业的工人，他们既要经受精神上的苦闷又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据说这些属于“阵痛”。可是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总是直接创造财富的工人和农民承受“阵痛”，这“阵痛”是不可避免的吗？能不能缩短这“阵痛”的时间呢？
我的标题中说我的信仰受到伤害。有人会嗤之以鼻，都什么年代了，还讲信仰？可我就是不能忘怀，从“革命军中之马前卒邹容”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李大钊到方志敏，乃至周文雍、陈铁军、江竹筠，许晓轩，陈然 …… 一长串不朽的名字熔铸成了凝固的记忆，就像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光照千秋。曾读过一首名为《新的囚徒》的诗，前面几句是这样的：“哦，祖国/我苦难的亲娘/为你五千的高龄/已经牺牲了多少英烈/为你亿万年的伟业/还要屈死多少忠良/我们噙泪低吟民族的史册/但见报国志士总是含冤赴刑场/……/拼我们的头颅/奠定幸福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我经常想，如果改革之初我们就清醒地强调信仰，就明确提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这样的“科学发展观”，我们的“阵痛”会不会小一点，会不会短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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