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他这个级别，没必要贪污”，似是经验之谈，却也是精警之论。笔者试为发微。
级别总与权力相对称，也就是说“成正比”，级别越高，权力就越大。权力大小的不同，有时也就决定了犯罪或者说腐败的方式、方法之不同。而方式、方法的不同，又决定着风险的大小。
贪污的高风险是明摆着的，因为“有账可查”；受贿的低风险也是明摆着的，因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何选择？显而易见，然而如何选择又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以权力的大小为转移。所以，村官乡官、会计出纳的犯罪多以“贪污”为主要手段，最终被绳之以法者十有八九，更有一些人上午卷款下午出逃－－－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有限或者说就没有权力，为了满足贪欲，只能铤而走险，选择“贪污”这种容易“败露”的犯罪方式；而一些局长厅长、市长书记的犯罪则多以“受贿”为主要手段，他用不着“贪污”，只要在某一项工程招标、某一项贷款、某一项人事任免上说一句话，就有人把几万几十万几百万拱手相送。
但具体到姜人杰，我对江苏省纪委人士“姜案性质应该是受贿而不是贪污”的说法，却又不以为然。从相关报道中可知，“到了他这个级别”，不仅“没必要贪污”，而且还“没必要受贿”－－－我不是要说姜人杰就没有受贿，而是说他“没必要受贿”，在“没必要受贿”的情况下姜人杰如果依然“受贿”，只能说明他是欲壑难填、利令智昏。
不贪污、不受贿，又如何“以权谋私”？姜人杰的做法就是一种示范：姜人杰分管苏州市的城建、交通建设，投资巨大－－－苏州市108个公交候车亭的改造，一个候车亭的造价竟然高达十万元；苏州城区道路改造共添了1617套宫灯，据说每套宫灯造价在万元以上，另有说法在“3万元以上”。这两个工程给了谁呢？“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是给了姜人杰的儿子。从常理上说，父子之间，是用不着“行贿受贿”的；如此就可以“轻松入账”，也就“没必要”再从“外人”那里捞什么好处。
即使要捞什么好处，也“没必要”通过“受贿”的方式。《新京报》报道说，姜人杰的儿子姜荑，2001年大学毕业，2002年11月即成立福海拍卖行，姜荑为总经理。今年8月，随着姜家父的“出事”，该拍卖行被注销。但正是在这短短的一年多里，福海拍卖行给苏州市拍卖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据网站资料，到2004年4月，福海拍卖行的业务总量为8个多亿(按5%佣金计，收入可达4000万)，而苏州市拍卖行业一年的业务总量也就20个亿左右。福海拍卖行都拍卖了什么东西呢？新艺城大厦、中旅大厦、吴江审江局大楼等，无一不是政府与国有资产。不是靠老子的“副市长”的“级别”，姜荑又哪来这么大本事？
姜人杰作为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市政公用、电信、园林和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权力范围之大可想而知，其“以权谋私”的机会有多少也可想而知，而他又有一个做生意的、“市场经济”中的儿子，真是一幅天然佳构－－－“到了他这个级别，没必要贪污”，甚至连“受贿”都“没必要”了。可以设想，下一步姜人杰被移送司法机关，如果姜既没有“贪污”也没有“受贿”，法院将如何判定他的罪责。
依然是制度之痛，是权力的不受限制、不受监督导致了权力腐败。且不说遏制腐败之根本制度远未完善，就是已有的“高级干部子女不能经商”之规定，看起来也是有名无实、形同虚设，苏州市副市长的儿子在苏州市做生意，可谓大摇大摆，丝毫不掩人耳目。
我总在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会计、银行职员、业务员，这些身处底层的没有什么权力的人，会走上“贪污”的不归路？因为只要有正常的智力，都不会去实施“贪污”犯罪－－－不是不道德，而是太危险了，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为什么？我一直在思考。我隐约感觉出是一种心理使然，不是贪欲的心理使然，而是面对那么多腐败现象那么多通过不正当手段暴富的社会现象，有点眼红，以致心理失衡－－－社会中的很多犯罪都可以如是观，他有那种机会，所以就选择了那种机会－－－贪污，诈骗，还有抢劫，还有杀人，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机会，没有“到了他这个级别”。
文章来源：倍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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