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面作东的是诗人徐明明先生和夫人,以及九竹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建华先生。与会人士中留下姓名的分别是:重庆南开中学老校友刘鹤守和尉天纵老师,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老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应克复先生,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家邵建先生,江苏省行政学院基础学部教授罗建女士。
漫谈之中张耀杰问董健老师:董老师,据我所知,北京的大学里面有很多职业学生。这些学生有好多是从农村来的穷孩子,他们的“勤工俭学”其实是被人雇去专门给有关部门写报告,哪个老师讲课有什么问题,哪个学生说了什么话,有关部门都是很清楚的。您当副校长时是专门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是不是经手安排过这样的学生?
董健回答说:安全部门一直是绕过我安排特务学生的。有一个物理系的学生要到美国去留学,他们找这个学生谈话,希望他到美国以后帮助收集一些情报。这个学生很单纯,回家后就给他父亲说了。他父亲也是我们南大的一个教授,听了儿子的话就在家里拍桌子:你怎么能去当特务呢?然后就打电话给我。我去找安全局的那个人,我说你们安排这些事情怎么能绕过我呢,我也是党委常委啊。你要是通过我安排这个事情,也就不会产生这么坏的影响了。别人事后对我说:董老师,你连人家安排来监视你的是谁都不知道,你还想让人家告诉你这些事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人家监视的。
罗建说:我在南大读书时,班上的一个同学就是职业学生,“六四”时这个人回到南大上窜下跳。我们几个朋友就警告他说,你也是南大毕业的人,你小子小心一点,要不然我们就废了你。这样他才老实一些。后来这个人又到了电视台。
董健说:“六四”的时候我在学校里值班,办公室给我配了三个助手。有一天我为了表示关心下属,找到一个值班的年轻人,说你们挺辛苦的,我代表学校表示慰问。这个小伙子很惊奇,他说,“董老师,你连我是安全部门的人都不知道啊?”还有一天,保卫处给我打电话,说:“董老师,我们在校园里抓到一个闹事的人,打了他一顿,他就拿出一个证件,说是安全局的。你看这个事该怎么办?”我去看了看,让他们把这个人放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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