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说一个故事，一个当年参加屠杀“六四学生运动”武警的命运，由于我老家在大陆，为了我个人的人身和家人的安全，我在这里只用一个阿宝来称乎他。
阿宝是我们村子里响当当的人物，因为他从小就长得很膘悍，气力大，家穷，没有受教育，小学没上完就在外面当混混。我们村子在效区，离城中心才三四里路，阿宝十八九岁时就常在外面打架闹事，成帮结派，名声方圆十几里无人不知晓。
那是阿宝十七八九，我才七八岁，听大人们讲，阿宝虽然打架斗殴、串帮结派，但却从不打家劫舍，不干明目张胆的坏事。长得凶狠膘悍、为人专横粗暴，能一个人同时对付五六个人，很讲哥们义气。
终于在此1987年底，父母都管不住他，经村里人和村干部的劝说，终于踏上了当兵入伍的征程。
派往镇压六四民主运动，曾被中共授予二等功
在阿宝参军后，由于身强体壮，练得一身本领，被编为某重点武警部队成员。到了一九八九年，那时阿宝二十二岁，全国学潮民主运动暴发，随着政局的变化，阿宝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北京镇压学生，开始，他们不敢擅自行动，一切听从指挥；但是在六四惨案发生三天内，接上头首长批示，对学生、示威游行者一切不择手段进行打击，性格狠暴、身强力壮的阿宝有了用武之地。但具体在阿宝淫威下，打死打伤多少爱国的学生，我没有去拷证，但听村里人讲，“阿宝很勇猛，很果断，听从领导旨意，深得领导的夸奖”，所以个人被授予为数不多“镇压暴乱事件的二等功”，他们这些“二等功”受到中共匪首脑江泽民的接见。
退队入职当地派出所，胡乱闹事终犯大错
三年的参军时光转眼即过，阿宝由于没有文化，家里又穷，无钱无关系，退伍后又回到我们村里。由于自己在我们当地小有名气，我们村委会的领导公朴和我们当地的派出所商量，由于派出所缺少有虎威的干警，所以让他当上临时治安干警，试用五年后，即将转正成国家正式民警。
到了90年初，阿宝经人介绍和一个地地道道地农村妇女阿芳结婚，次年得一儿子，长得很胖。生活上阿宝也非常专横，经常对老婆拳脚相向，我们那地方比较落后，日子也得过且过。
到了93年快过年了，阿宝和派出所副所长白兵、民警华军在一块玩时，三人想快过年了，得捞点钱过年用用，于是计划和往常一样，去抓赌；第二晚三人骑上警用摩托到了我们附近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子去抓赌，将一个正在玩麻将姓高生意人从家里抓走。和往常的做法一样，抓回派出所后一阵阵暴打，后叫人家家人拿钱去赎人。但这次他们非常不走运，三个人一阵暴打后，没等到那人求饶就昏死过去，看到不行了，于是三人赶快送医院，那人身体柔弱，就死路途中。
三个人都吓傻了，连夜没睡，商量计策。和他们的领导所长说了，所长说没事，说是审讯时急病死亡。
家穷无钱无权当了必杀令指标的替死鬼
接下来通知死者家属急病死亡，家属悲痛欲绝，要验尸，验尸结果显示数根胁骨打断，肺内脏被打坏死，要上告，就是告到中央告到国外也要告，原来死者家属家里非常有钱，省里也有关系，要求严惩三名行凶者，如果不严惩，就要上告，让国内记者暴光此事，共产党执法犯法打死人等等，没办法，这事惊动了我们市的市长，市长怕此事暴光影响自己仕途及和本市摸黑，于是找受害人家属谈判，提出由单位赔偿50万私了，但受害人家属家产大几百万，不在乎钱，在乎的是一口气。市长最后又问人已经死了，总得有个解决的办法，问家属有什么具体要求。家属的回答非常直接：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我们就要求枪毙一条命。
接下来，由于事件三个人，白兵的家亲属在市公安局当官，有权；而华军家里有的是钱，愿意拿出一百万来打官司和安抚后事；独阿宝父母贫农，无钱无权，阿宝被无限期地被关在牢里面。
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阿宝的父母来找我父亲，（由于我父亲早年的高中同学很多在省劳动厅、市委、市法院做官，只是我父亲为人太正直老实，又无后台，所以只能在铁路货场做苦力搬运工），请求通过我父亲的找熟人见下被关押几月没见的儿子，我父母终于找到一个分局局长，网开一面让他们母子听了一面，我母亲也跟去了，看了那场景，百感交激，我母亲叫阿宝千万不要承认自己是主谋，说我父母正在为他们告状词；回来后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阿宝老实的父母晚上为了表示我家的情谊，哭着买来几斤水果表达感激。
接下来几个月里，父亲为他们写状词打官司，状词中写阿宝为国家做过贡献，平息“六四”有功等等，但由于阿宝家没凑到什么钱，官司也打得没头绪。
一队队的说客来牢房里，他们让阿宝说，让他坦白交代，宽大处理，主动承认自己是主谋和主要行凶者，说客们说多坐几年牢后给自己家人很多安抚费用，头脑简单的阿宝禁不住，主动承认自己是主要行凶者，并签字按了手印。
快到第二年秋天一天中午，我在屋里，外面一阵吵闹声传来了，阿宝已被枪决了！尸体正运往火葬场，阿宝的所有亲属（他家的亲属在我们村很多）召集全村人到火葬场去闹事，怎么要枪决人连家属都不通知呢，这就是共产党的做法？到了火葬场，气愤的村民们要抢夺出阿宝的尸体出街游行，当局立即派出二百多名警察维护局面，村民和警察僵持不下，最后市政府派人来调解，同意让看看尸体，赔偿一笔可观的安抚费……看到尸体背部有深深的抽打痕迹，可以想想得到牢监也受尽折磨……市政府的人同意将尸体化妆后火化……
阿宝被当作要死的指标偷偷地枪决了，丢下妻子和不到三岁的儿子，母子俩在场对着尸体鬼哭狼嚎……
附：作者越来越恨共产党
我一生最爱的人是我父亲。前面说过，我父亲早年的高中同学很多在省劳动厅、市委、市法院做官；从1967年开始在僻远的山村做了十多年穷教书匠无果后，于1979年全家搬到如今的市效区，父亲为人太正直老实，又无后台，所以只能在铁路货场做苦力搬运工，而这一做就是近二十年，苦不堪言，每天一列车箱、六十吨的水泥、钢铁等货物装卸，为了家庭的保温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连写得一手好看的毛笔字那些当官就恨，恨你一个穷乡老巴佬不该写的字比他们好看。
我毕业分配之事，父亲每年过年送的袋袋大米一箱箱皮蛋给当官的同学最终无果， 1997年毕业我独自来到了如今的深圳打工。1999年夏季在劳动中，由于劳动支透过度中风半身残废，失去走路和正常语言能力，残废五年期间，村委、铁路货运站没有任何一分钱的补给保障，在家门口开一个小商店每月攒100多元钱糊口度日，每个月还得向共产党交工商税。
终于在2004年7月23日，我还在深圳，父亲再度中风死去，终年54岁未满。
我总是认为，父亲的死也是属于8500万国人非正常死亡中的一员，所以，我是多么地恨共产党！(20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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