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那年，父亲因为对williamhill官网 当权者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满而被打倒。父亲曾经开办自己的工厂，在那个反资本主义、反地主、反富农、反右派的年代，父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反革命”。父亲因此身陷牢狱，家中所有值钱的物品都被抄走。家里有一张叔公的全家照，照片里都是苏联人，就凭这张照片，父亲又被打成“里通外国”，于是父亲被挂着“反革命”和“里通外国”的牌子游街示众，瞬间我们全家成了社会的“阶级敌人”。
一个无辜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我们眼睁睁的看着那些造反派拖走自己的父亲，骨肉分离。围观的人群也只有无奈的看着我们在无助中嚎啕大哭。当时父亲坚强不屈的神态，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
父亲被抓走后，红卫兵小将开始抄家，几十个人围住我们家，推着手推车，往车里装载抄走的东西。他们翻箱倒柜，连酸菜缸都要搅一搅。父母结婚的衣服、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生活用品都被抄走，连袜子都不留下。家里被抄得空空荡荡，重重刺伤我们幼小的心灵。我们不知道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只能抱着可怜的母亲伤心的流泪。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谁家要是被打成敌对分子，就意味着一家人幸福的终结，从此只能在众人的歧视下苟延残喘。民间称之为“挑动群众斗群众”，大家互相打击与揭发，只有揭发别人才能保住自己，才能表现出革命来。
失去父亲以后，母亲必须独力拉扯我们大大小小八个孩子。家里顿失经济支柱，还要给父亲送牢饭。母亲因为父亲的遭遇，连气带吓的病倒在床上。反革命分子的家属都得要下乡服务，于是姐姐下乡当了赤脚医生，家里就靠两个十六岁的哥哥每天放学后在松花江边给人刷洗一种叫水龙布的粗布，挣钱养活全家。这种刷洗过后的粗布可以加工成鞋垫出售，于是奶奶又到这家工厂央求，争取这份加工鞋垫的活儿，挣点生活上的零用钱。到了晚上，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在吊铺上黏鞋垫，黏了几百双鞋垫才能赚上几毛钱。后来奶奶也病倒了，我们实在没有钱为她医治，有一位医生知道我家里的困境，想尽办法帮助我们，教我如何帮奶奶打针、用饭盒消毒针管、如何用药等护理知识。这样看护奶奶一年以后，奶奶的病好了，回到山东的老家。那是我对奶奶最后的印象。从此以后，十五岁的我就承担起全家的饭食。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我至今会唱这首悲哀的歌，它是我苦难童年的最真实写照。
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总要买些菜，因为下班的时候集市的菜最便宜，一堆只卖几毛钱，再存放就会烂掉了。那个年代东北夏季还有菜可吃，到冬天就没有菜了，如果不储存一些，冬天只能吃咸菜。即使储存，也最多只能保存一个月。少年的我，做了上顿，发愁下顿，还要准备第二天的早饭。学校离家有三百多米，中午一打下课铃我就往家里跑，给父亲送牢饭，也因此经常迟到。我常趴在窗户旁，呆呆的看着里面的“囚犯”。他们全都脸色苍白，剃着光头坐在地上。因为被抓的人很多，牢房也不是按规建造的，只是一片平房，人人塞挤在一起，铁丝网上布满蚊蝇，警察的手里都拎着皮鞭。“囚犯”们在吃饭之前，强迫要读《毛主席语录》，宣誓自己接受改造，这些情景使我年少的心情非常沉重。
每到送牢饭的时候，负责做饭的我总会竭力从全家人嘴边那点可怜的饮食中，刮出一点最好的给父亲送去。一看到铁窗里父亲黑瘦的脸庞和慈爱的眼神，我的心里充满痛苦。然而铁窗里的父亲是那么刚强，又给了我支撑下去的勇气。
文化大革命时期，老百姓生活困苦，物资商品奇缺，到商店几乎买什么都要凭票券。我家一共有十口人，所以各种票证有一摞：猪肉票、鱼肉票、米票、油票、布票、柴票、煤票、副食票……。我有二怕，一是怕把票证丢了，一家人的伙食就无法维持；二是害怕借不到钱，票证过期就成了废纸。
就在难以为继的时候，哥哥因劳累患上胸膜炎，刷洗水龙粗布挣钱的活也没了。我们围着妈妈哭泣，做好了讨饭的准备。给妈妈和哥哥治病需要借钱，可是家里一贫如洗，靠好心的人帮助我们又很困难。因为受到革命积极分子、造反派的歧视，我们八个孩子很少出门，只能在大院子里找一些年龄大的伯伯、伯母帮帮我们，他们多是部队转业军人和文艺工作者，实在支撑不了多久。上天垂怜，就在我们无法偿还借债、无吃无穿的时候，妈妈找到一分在糕点厂做点心的活。每天糕点厂要扔掉的残渣，妈妈就捡回家，够我们吃一天的，这份工作解决了我们全家的口粮。
那个年代天天抓阶级斗争、闹革命，人如果不整别人，就不是革命分子。革命是革谁的命呢？不外乎自己人斗自己人。为了权力而搞派别，电台里整天广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我父亲所在的单位是港务局，就分成好几派，还分成大红色、小红色的，开着坦克车互相对射。文革结束后，因此受难的家属不知道有多少上访伸冤，要求平反。
文革开始时，学校经常吃“忆苦思甜饭”，就是用菜和玉米做成的团圆饭，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旧社会的苦。我吃着倒是挺香的，与我家当时吃的不相上下，我认为若是从“吃”的方面来说，新旧社会并无区别。但是从“心灵”方面来说，新社会里所遭遇的压迫与痛苦，更加令人难以承受。那时候上学，谁家如果有造反派的当权者，可以入红卫兵、入共青团，工作以后很快入党，优越得很。像我这样的“反革命的狗崽子”政审是不合格的，因此在学校里不像造反派那样得意，只能在孤独中上学、放学。教师们被打成“臭老九”，日子也很难过，同病相怜，教师对我还好，想办法让我免交学费。每天我就闷头学习，虽然我经常因为给父亲送牢饭而旷课，并没有遭到老师的批评，始终是个好学生。那时在学校里每天都穿着旧的草绿服装，背一柄木制的假枪搞军训，那时中苏正在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因为互争领域而作战，学校的课很少，整天都是军训。
文革后期，姐姐、哥哥、妹妹都到农村下乡了，但是家里还保留一些课本。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被打倒，妈妈就迫不及待的捎信让他们从农村回来，赶紧复习功课；用的还是那张长方桌，睡的还是那个吊铺，专心补课。不久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同时考上了大学，一个贫苦的家庭一时出了三个大学生，在当时着实引起了轰动。哥哥上学后，家庭的重担就全落到我身上。父母的身体都不好，弟妹又都小，好心的朋友帮我引介一个缠毛巾穗的活儿，靠着手快，我每月能赚到两三百元钱，加上母亲的临时工，全家的口粮和兄妹的学费总算有了着落。
我时常想，童年的不幸，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所造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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