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遗体在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之后，于1925年3月19日移至中央社稷坛大殿安放，以作公祭。在奉移时，没有用杠夫，而是由当时在京的孙中山亲属和国民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于右任、张继、陈树人等，分组轮流举运。
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是建于明永乐19年，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祈祷丰年的场所。今日，作为一代伟人的公祭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搭建。在公园大门、社稷坛石门和拜殿门口都搭建了素雅的三彩牌楼，并适当地配有彩绸彩球。灵堂上扎了灵龛，灵龛的圈门上雕出了抱厦，探出五佛冠式的挑，挑上悬着长短彩绸、绣球，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灵龛内停放着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柩盖上覆以青天白日旗，柩前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大幅遗像。上端悬匾“有志竟成”，两旁挂联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灵龛两旁摆着青松翠柏、鲜花。灵堂内还设有苫席，并按williamhill官网 传统习惯，男左女右排列，灵位东侧(上首)为：戴恩赛(孙中山的女婿)、宋子文(孙中山的内弟)、孙哲生公子、孔祥熙(孙中山的襟丈)；灵位西侧(下首)为：孔夫人(孙中山夫人的姐姐)、孙哲生夫人。此外，还有在此轮流守灵的政府文武官员。
从公祭开始，仅一周时间，公祭处共收花圈7000余个，挽联5900余幅，横条幅500余件，唁电唁函不计其数，签字留名的吊唁者计746823人，机关团体1254个。其规模之盛大，礼仪之隆重，影响之远，这在民国以来都是绝无仅有的。
中央公园公祭之后，经治丧处黄开文、许世英、李烈钧、戴天仇等互相协商之后，定于4月2日上午11时举殡，暂安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待南京中山陵完工后，再正式奉安。
4月2日，北京城各机关、团体、学校、铺户、住户均挂半旗致哀。上午8时起，北京西长安街至中央公园门口、天安门一带，由治丧处分段分片地插上了白旗，作为各机关、团体、学校送殡人员集合的标志。政府派出的陆、海军护灵仪仗队、北平警察保安队，先后按次序排列整齐，北京大学学生组成的花圈队则在公园南门“公理战胜”牌坊集合，人各手持花圈一个，等候起灵。
殡列行进时，宋庆龄夫人在灵车后边乘坐第一辆双马驾辕的黑车，车顶上扎着黑彩球。其他送殡官员的女眷所乘的四轮马车车顶上，一律扎白彩球。
殡列经西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等街道时，市民们均不约而同地肃立在便道上，主动脱帽，行注目礼。城中礼炮哀鸣，一派肃穆，三架飞机，绕空护送。在行进中，群众高呼口号：“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场面十分悲壮。
灵车抵达海淀时，有培元小学、西郊小学、西郊女学等校师生列队行礼致祭。车经玉泉山、山口扎有素彩牌楼一座，上面嵌以“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字样；不远又有小牌楼一座，标以“哀音”二字。
下午4时25分，灵柩抵达香山碧云寺，山门外有香山慈幼院男、女学生千余人，他们均身穿青制服，手执素花束，列队迎灵。另有清华童子军一大队，每人俱穿土黄军服，胸章、肩章。队色及佩戴齐整，颈上系蓝、白两色的领巾，头戴大沿帽，手执军棍，阵容整肃。当灵车开过时，全体童子军在一声口令下，均以左手举军棍，右手三指合拢(代表智、仁、勇的精神)放在军棍前行礼。顿时，鼓乐大作。此外，中法大学、绅商市民团体纷纷用松柏枝、鲜花、纸花临时搭了大牌楼。
因香山碧云寺坐落在山上，为使孙中山先生灵车能够平稳地运上去，事先顺着山道，台阶用木板搭成长坡，当灵车到碧云寺后，由执绋的人们挽曳而上，很平稳地将灵车运至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前。
碧云寺各院门早已搭起牌楼，挂满挽联。二重门牌楼的挽联是：“空手创共和，生死不渝三民主义；大名垂宇宙，英灵常耀两香山。”塔龛内的长联是：“功高华盛顿，识遇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瘗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4时30分，在庄严的哀乐声中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被安居于金刚宝塔内。
孙中山先生遗体暂居北京西山碧云寺，是等待南京中山陵竣工后再奉移。但不想孙中山遗体在碧云寺暂放期间，竟多次遭到奉系军阀势力的威胁。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胜后，即以武力为后盾，再次插手北京政权。张作霖进入北京后的第二天，即与冯玉祥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执掌北京政权。
当时，北京处于奉系军阀的控制下，国民党的势力远在南方的广东，碧云寺守护孙中山灵榇的只有几名卫士。
张作霖的奉军入京后，胡作非为，常有士兵在西山恣意捣乱。
1926年4月，一群奉军士兵来到碧云寺闲游，看见灵堂中悬挂着孙中山遗像，一个奉军士兵问守灵卫士：“这像上是什么人？”
卫士回答说：“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孙中山先生。”
这个士兵听后，眼睛一瞪，竟张口大骂“什么总统”，随后拔出手枪就想对孙中山的遗像开枪。
守灵卫士见状，赶忙上去好言相劝，奉军中一些明白事理的士兵也力加劝阻，那士兵才收起枪来作罢。
当时负责守护西山灵堂的副官黄惠龙，担心奉军还会来闹事，便命令卫士们把灵堂的铁门关闭，守灵卫士身穿便衣守在碧云寺金刚塔内，在暗中守护灵柩。后来黄惠龙调走，李荣接任守灵处主任，风声更紧。那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吴佩孚、孙传芳等直系军阀被彻底打垮，奉军也被北伐军打得落花流水。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7年9月18日，奉系军阀张宗昌到北京开会，竟然提出：南军总是打胜仗，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停灵的地方风水太好，要求毁掉孙中山遗体以绝后患。祸国殃民的张宗昌，真是可恶至极。张宗昌是近代军阀史上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此人字效坤，乳名“田”，1882年3月4日生于山东省掖县路旺乡祝家村一个贫穷的吹鼓手家庭。曾为土匪，绰号“狗肉将军”。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任光复军团长。1916年被袁世凯收买，派人暗杀陈其美。
1917年8月，直系军阀冯国璋代理北洋政府大总统，张宗昌随冯进京，初任总统府侍从武官长。但张宗昌不惯于总统侍从的拘束，不久改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
1926年7月9日，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正式打响，这直接威胁着北洋各系军阀的命运。北伐军所向披靡，在两湖和赣闽战场上先后打败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主力，奉张亟谋对策，张宗昌在9月奉张作霖召开的“讨赤”军事会议上力排固守北方之议，坚持主张南下，得到奉张的同意。但是，以军阀私利为灵魂的张宗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心态：他属奉系，但非嫡系，不甘心完全受奉张的驱使，时思寻机脱奉自立；他援吴(佩孚)而又想抢占吴的地盘；他援孙(传芳)但又念念不忘不到一年前被孙氏赶出苏皖的“一箭之仇”；他仇视革命，“素以反赤为职志”，却又一度接受杨度所提“背奉附南”的建议。但是他最终还是与北伐军为敌到底。
1927年6月18日，张宗昌与孙传芳等拥戴张作霖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了“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诸玉璞的直鲁联军分别被编为 “安国军”第二、第七方面军。6月下旬，张宗昌在鲁南、鲁西连吃败仗。7月反攻蒋军一度得手，重占徐州。8月，孙传芳在津浦线南段反攻蒋军不利，张、诸军则在陇海线上与冯玉祥部国民联军进行了长达4个多月的拉锯战。10月，因张宗昌以重金收买国民联军刘镇华部旅长姜明玉叛变，诱擒冯部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姜之倒戈，使张宗昌赢得了马牧集之役的小胜。但总的来说，张宗昌吃亏还是大的，损失还是惨重的。
张宗昌在南方打败仗，却责怪孙中山的停灵之地，真是岂有此理。他在1927年9月18日来北京开会时，信口雌黄地说：南军打胜仗，是因孙中山先生停灵的地方风水好，为了能打胜仗，就应毁掉孙中山遗体，以绝后患。”
绿林出身的张作霖也是一个极迷信风水的人，他听了张宗昌的建议一拍即合，幸亏杨宇霆从旁劝止，才暂时作罢。杨宇霆，原名玉亭，字徽阁，后改邻葛，有以诸葛亮自况之意，因而在政界有“小诸葛”之称。杨宇霆在奉系军阀集团中，曾任奉天省督军署参谋长、奉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兵工厂督办和江苏省督办等要职。他在张作霖身边，为张出谋划策，赞襄政务，参与机要，位同首辅，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显赫人物。
在张宗昌提议毁掉孙中山遗体时，当时的“少帅”张学良也在北京。他听说了这件事后非常气愤。张学良对孙中山十分尊敬，他当面警告张宗昌不准胡来，还通知警察厅加强防范。张学良还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将孙中山遗体运回南京，并表示他可以护送到天津，处于当时南北战争的情况下，移灵南京很不安全，也不可能。
正是由于孙中山遗体处于险境，特别是在报纸上刊出关于孙中山遗体的谣传消息后，社会上的闲杂人士更是谣传不断：有人说，张作霖派人去烧孙中山遗体，幸亏张学良骑马赶到，才得以制止此事；有人说，棺柩被烧毁了一角，遗体开始变色，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孙中山遗体土葬了。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香山守灵处主任李荣，针对谣传，写了一份报告，详细地记载了事情的经过。这个报告是李荣在事后根据当时的日记写的，因此，真实可信。此报告存于中山陵园档案中。
这份报告中写道：当时，北京的报纸上又纷纷谣传土匪将要烧毁孙中山遗体，守灵处主任李荣为此十分担心。他曾想托人南下报告，但又觉得南京政府鞭长莫及，帮不了忙，这时他想到了为孙中山治病的协和医院，因为协和医院是一家美国人办的医院，他想借外国势力来保护遗体。于是，李荣亲自到协和医院去找院长刘瑞恒，请协和医院以孙中山遗体有变，需运回医院治理为名，暂时予以保护。不料刘瑞恒胆小怕事，不敢负责，李荣哀求几次，刘瑞恒就是不答应。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荣只好决定把孙中山先生遗体转移到山洞里。他向协和医院的潘医生要了一些防腐药水，又从中法中学取回了孙中山最初曾用的一具美式小棺，于1927年11月25日深夜两点半，召集全体守灵卫士把孙中山遗体从楠木大棺中取出，用药棉裹好，然后移入美式小棺中，放置于水泉山洞里藏了起来。
1928年4月，南京政府发动二次北伐。6月4日张作霖的奉军退出北京，接着，国民党的军队就进入北京。6月7日夜里，守灵卫士把孙中山遗体从水泉山洞取回，重新换入大棺放回碧云寺灵堂中。
孙中山遗体虽然经过几番波折，但并未损坏。1928年1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林森、郑洪年、吴铁城等迎榇专员抵北京西山碧云寺谒灵，由守灵卫士开启棺盖，目睹孙中山“容貌清洁，毫未改动”。直到1929年5月31日封棺前，中外各界人士曾有不少人瞻仰了孙中山遗容，也都没有发现遗体有丝毫损坏。
有人说因为遗体损坏了，所以才决定改为土葬。实际上，早在1925年8月，葬事筹备处向美商订购的铜棺就运到上海，宋庆龄看了以后很满意，当时就已经决定土葬，两年以后才发生遗体经历风险的事，可见不存在所谓遗体遭损坏改土葬的事。
1929年春，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落成。5月18日7点20分，宋庆龄在孙科夫人陈淑英的搀扶下，登上碧云寺最高处的金刚宝座塔。
宋庆龄跨进石塔，在孙中山灵前敬献花圈，行三鞠躬礼，流着泪，用手指着灵柩。卫士们知道她是在示意要瞻仰遗容，便拿开覆棺的国旗，扶她登上石台。此时宋庆龄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感情，抚棺痛哭，大声喊道：“总理！今天我来到您的身边，您却往哪里去了！您听得见我在喊您吗？”众人见此，赶忙劝慰她。
5月22日，在碧云寺举行了遗体改殓仪式。改殓前协和医院史蒂芬在孙中山遗体上遍洒贵重的防腐药物，头发上施以特制发膏，用象牙梳理整齐。遗容上擦上特制的橄榄油。随后，宋庆龄、孙科、陈淑英、戴恩赛、林森等将遗体从楠木棺中抬起，更换殓衣。先将孙中山周身裹上白绸，外穿蓝色缎袍，套上黑马褂，戴上白手套，脚穿丝袜，云头朝日鞋，头戴大礼帽。随后，孙中山遗体奉移到美式铜棺中。当时《申报》载，孙中山“面目如生前静睡一般”。
5月26日，北平30万人衔哀恭送孙中山先生灵榇南下，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安葬。在封棺时，宋庆龄凝视遗容许久之后，才将棺顶盖上，并与家人将铜棺上的螺丝钉拧紧，在棺上覆上党旗、国旗，三鞠躬礼成，封棺完毕。6月1日，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孙中山灵榇安置墓穴正中后，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扃”。
孙中山先生遗体自从入葬中山陵以后，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动过。但是，有些人却谣传孙中山遗体移到了陪都“重庆”。还有人说，孙中山遗体在解放前已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
带着种种传闻，周描坤曾于1986年采访了孙中山生前的贴身卫士范良，当时，范良是唯一在世的孙中山贴身卫士，又是孙中山逝世后参加过建陵工作、安葬时抬过灵柩、安葬后长期守陵的唯一代表，是孙中山葬事的历史见证人。
范良说，安葬在中山陵的棺椁是紫铜棺，大小与北京那具水晶棺差不多，约1厘米厚，上面是水晶玻璃盖。透过水晶玻璃，只见孙先生身着黑色马褂，蓝色长袍，脚上是黑色布靴，神态安详地仰卧在蓝色的弹簧垫上，身体两边用许多丝棉球固定，两脚中间安放着一只约33厘米高、直径20厘米左右的大口康熙年间瓷瓶，里面存放着火化了的内脏，用一块红色绸布扎口。密封前，又盖上了紫铜棺盖，棺盖上面刻有梅花图案，很精致。6月2日上午开始密封，前后5天。墓穴四周为长岗石墓圹，墓圹外边是一尺多宽的隔层，再外边还有一道坚固的墙面。密封位置在墓圹的中部略靠上，先用钢筋条，钢筋条上面是钢丝网，箍紧后又铺一层油毛毡，最后用混凝土密封。这样，上部为日本著名雕刻家高琪所精心刻制的孙先生卧像，下部是孙先生长眠的紫铜棺。密封工作非常细致，我始终在现场。墓内、棺材里没有随葬品。
范良针对香港《文汇报》刊登的，关于有关部门用现代先进仪器测定，孙中山遗体已缩短了一寸左右，其它一切完好的消息说，这件事我也觉得奇怪，有关中山陵的活动一般都要通过陵园管理处，然而这件事我们管理处的一千多名干部、职工却一个都不知道。香港《文汇报》一位记者来宁，我问他这则消息的出处来自何处，他只是说：“确有此事”，但没有正面回答我。所以，我们都认为在国家有关部门没有证实之前，只能当做“参考消息”，究竟有无缩短，是否完好，有待测试证实。
范良对蒋介石一度想把孙中山的遗体移到“陪都”重庆，这个传闻作了回答。他说，确有这回事。蒋介石对先生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侵华日军攻破上海、苏州两道防线，蒋介石曾想把先生的遗体带到重庆去。当时设计陵墓的工程师认为陵墓比较坚固，再移灵怕损坏灵柩和遗体，移灵之事没能如愿。
说实在的，要移也是可以的，从墓穴周围的隔层下去，在旁边打洞取灵柩不是很困难的事。我想主要还是工程师不愿破陵，同时也考虑到日本慑于世界舆论的压力，谅他们不敢在孙先生的陵墓上轻举妄动。历史证明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国民党撤离南京前夕，林森到中山陵对我们说；“总理遗体不能移动，你们要保护好总理陵墓。”80名卫士都在“与陵墓共存亡”的誓言书上签了字。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还在不在中山陵？这本来是一个无庸置疑的问题，然而有些人却谣传孙中山的遗体在大陆沦陷前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范良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在他口述记录的《我为中山先生守陵》一文中写道：“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组织了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留守人员，我被任命为总理陵墓代理拱卫处长，负责警卫工作。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并没有来过问中山陵之事，孙科先生在离宁前曾来这里指示，我根据他的指示，动员拱卫处人员不要离开。我对他们说：‘我们是奉命守陵和看护陵园的建筑和林木的，大家先把枪支弹药集中起来。’以后，我担心守陵部队与共军发生武装冲突，在共军尚未进城前，就命令大家徒手站岗，武器全部入库存放。”
“4月24日清晨，共军的刘志诚率领一个营战士来到中山陵与我谈判，我把守护中山陵的情况告诉了他，并把枪支弹药造册交给了他。中山陵全部完好无损。南京沦陷后，我一直守卫在中山先生的身边。”
此外，在中山陵的职工和退休职工中，还有不少人49年前就在中山陵工作，他们都可以证明孙中山先生的遗体未曾动过。
在中山陵园档案史料中也有这样的记载：1949年1月10日，即淮海战役结束的当天下午，国父陵园拱卫处召开会议。决定将紫金山后山各分驻所除每所留3人徒手巡护外，其余全部调到山南，编为三个中队，加强对陵墓的守卫。不久，国父陵园奉命紧急疏散，为保卫孙中山陵寝，拱卫处全体官兵奉命留守，计官佐24人，士兵335人。4月23日，拱卫处召开紧急会议，由范良主持，决定将各分驻所集中，加强对陵墓的守卫，并规定 “日间巡哨岗仪一律仅带刺刀，夜间除门岗外，暂不出巡。
再者，从蒋介石死后安厝来看，孙中山遗体不可能运到台湾。蒋介石生前曾自选墓地，1946年他曾在中山陵西侧的紫霞湖附近，自选一处墓址，并筑正气亭为标志。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死后并没有安葬，而是安厝于台湾桃园县大溪镇南面的慈湖行馆。据台湾《蒋公哀思录》记载：“慈湖陵寝只是蒋公暂厝之地，……因为南京才是蒋可以含笑安息的地方。”
蒋介石尚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归葬南京紫金山，所谓孙中山遗体已迁到台湾的谣言可以不攻自破了。
信息来源：古典家具商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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