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昕说:我被关押是北京公安厅,也许是公安部,给云南省公安厅发了个协助通知,于是云南公安厅一个4人专案组来到昭通,把我带到在离昭通70公里的黄梁河。软禁我时,没有给任何法律手续。我的电话被收走,手提电脑被收走。在此期间我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昭通国保支队每天派8、9个人对我进行全天候监控。释放时也没有给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说法,没有说凭哪条哪款限制我的自由,却还对我提了三点要求:一,近期不能回北京,如果回四川打官司,可以送过去;二,不能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三,不能给集体绝食写文章。对这些无理要求,我逐条进行了反驳。旅行、通讯、言论自由都是宪法基本权利,凭什么限制我?我的太太、孩子都在北京,凭什么不让我回去?赵昕非常气愤地说,这是非法拘押!非常恶劣!八九年时都没有这样!以前只是偷偷摸摸的跟踪,现在这样做非常普遍,简直是明目张胆。由于关押期间不能用中草药,影响到被打后伤口的恢复,现在上下坡时膝盖疼得厉害,有可能会落下终身问题。
赵昕说,出来后现在昭通老家和父母在一起,还给我的手提电脑里被安装了公安局的特殊病毒软件,不能上网,电脑根本打不开,花了300元请人才帮我打开。现在只能在网吧上网,在网吧里自由门不能上去,而且上网后发现我的很多邮箱进不去,雅虎,gmail等几个主要的邮箱打不开了。密码给换了。
赵昕先生还说,由于不能回北京,工作没有了,现在一家人的生活基本需要都感到没办法解决。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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