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最清楚的有这样几件事。
白天，西单民主墙上贴满了了各种大、小字报，可一到晚上就有那么几个异常神秘的人形迹匆匆的游戈于民主墙下，或拿出照相机（当然是普通百姓从未见过的照相机），或录音、录像机对着民主墙上的大、小字报进行拍照。到了民主墙存在的后期，他们就专在夜深人静之时撕掉白天我们贴在墙上的大、小字报。后来，是对我们《探索》组织成员的跟踪，当然也包括对所有民刊组织成员的跟踪。再后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在隐形人的“辛苦工作”之下把我们一个个的送进了监
狱。
尽管那时的隐形人没有像现在这样隐形于有形之中，但他们监控民主人士的手段之多样，使用监听、监控技术之先进，杀人于无形之中的恐怖行径却与现在无二。隐形人那时与现在的跟踪、监控特点与现在大为不同的是，他们从不敢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而始终于隐形之中。
20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与当局的隐形人也打了20几年交道，感到他们在隐形上无大的改变，虽然他们的技术手段提高了，使用的隐形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观；自行车换成了各种新型的汽车，无线电话、红外监听设备、全球卫星定位取代了传统的电话、步话，但隐于无形之中的行为却没有大的改变，有时我甚至感到，我的一生好像都要陪伴着隐形人度过了。
可是，自春节至清明节前后两次随高律师的陕北之行，却使我对隐形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可以说对他们应该是刮目相看吧。
在没有和高律师一起去陕北时，在网上总能看到他写的《跟踪的日子》系列文章，说实话，我心里是半信半疑，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总有20几年来隐形人的习惯认识，总会用这种惯性认识去比照现在的隐形人，就觉得高律师文章中揭露出来的事件有些夸张，甚至是无病呻吟。
但通过二次出行陕北，尤其是第二次随高律师出京，真是使我这个与隐形人打了20几年交道的人大开眼界，也使我对高律师笔下的隐形人不再怀疑。原来，现在的隐形人已没有了隐形的神秘感，而是敢与你面对面的公开交锋，他们从不对自已的行为再去稍加掩饰，更不对自己侵害他人自由的行为有半点愧疚，更有些人视自己的行为如机器一般，从不反思所服务于、所听命于的那个上级下达的指令是否正确。
在他们的心目中荣辱已失去了它的阶级属性，崇高的信念已屈从于经济的支配，机械服从成了他们的天职。我真的很震惊，难道这就是20几年的变化吗？如果说当今的社会连隐形人都冲上了前沿，敢于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这个社会是倒退了还是在进步？是更加民主了还是……我想大道理世人皆知，如何评价还是让事实说话。
自4月5日开始，昨天还是若隐若现游戈于我和高律师身边的隐形人，今天开始，竟然从黑幕中走了出来，现形于你的眼前，这些人似乎惟恐你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一样，更有甚者，为了显示他们的存在，还将一辆小型无牌照车开到了我们所住的窑洞门口，真是近在咫尺。
为了显示他们能够打持久战，在车顶上还明目张胆的放置了两箱饮料和方便面，几个身着便服、俨然与当地服装有异的壮实汉子戴着墨镜以显示隐形人的脸谱特征，真是一副“土狗模样”（出自高律师的一个现代民间典故），或一脸煞有介事的样子，以显示其似乎手握正义之剑的姿态（当然是故作姿态以平衡自己的心理），于是一场没有了游戏规则的游戏开场了，正如高律师所言，完全没有了原始的“丛林规则”的游戏。
偏僻、贫瘠、落后的小山村自此因他们的出现打破了往日的安静与平和，这致使每一个途经我们窑洞门前的老乡，在每临门前时总是带着惊诧、疑惑的目光悄悄的向这里斜窥上一眼，这眼神中还或多或少的带出些许的同情与无奈，是啊，多么平和、淳朴的百姓啊！几千年历史的风雨尽管无情的打在他们的身上，但他们尚能代代相传的本色没有改变，就是于无奈与观望中默默的度过那一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虽然在他们的祖上出了个闯王，但大多数人家总不希望自己的家人做那个未踏上宝座前的闯王，而是希望家人都去做那个已登上金銮殿的闯王，到那时他们宁可再度臣伏于闯王的脚下。
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幕，忆起也就是上次我随高律师回陕北时有些百姓在我们面前说的那些信誓旦旦话：“他们（指隐形人）要是敢来这里找你，我们打跑他们狗日的！”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拿破仑当年称帝时对大臣说的一段话；那是在拿破仑接受百姓拥戴欢呼的集会上一大臣对着拿破仑说：“你有这么多的民众拥戴你，你现在有何感想？（大意）”拿破仑冷静的答：你看他们后面的那排炮队，如果炮一响，他们马上就会跑的一个人不剩（大意）。“由此，我站在土窑洞的小院前，望着前面土坡上几个远远看着我们的村民，他们就像观看囚于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的看我们，我在想，何时百姓能不再像今天一样的停止观望。
终于能够和他们这些隐形人对话了，那是在我要上县城办事的时候，按照多年对我们软禁的惯例，似这样种情况他们多是有人陪同你出行，尽管身边多了一个根本不想与他有交往的人。可这次我认为的惯例似乎过时了，在几个拦阻我离开窑洞的壮汉面前，我据理与其相争，可对方的回答即简单又直白，简单直白的如同是秀才遇上了兵。
隐形人：“你别跟我讲道理，我听不懂。”
我：“你戴着个眼镜，应该是个文化人吧，难道就不能讲理吗？”
隐形人：“我没文化，我是流氓。”
我：“那我跟你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因为我从不和流氓打交道。”
答：“那这次就让你体验体验流氓的滋味。”
第二天，这是在隐形人在这个小山村闹了一夜之后，我和高律师被迫由他们车辆押解着离开了那个小院向北京返回，也只能回北京，这是他们开出的条件。这是隐形人几十年后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半个月后，高律师带着我被迫选择了出京。我们第一站是西安，也就是在宾馆住下后的第二天，我准备出去修笔记本电脑时，又出现了类似陕北的那一幕。在下楼时，十几个彪形大汉，几部照像机、摄像机对着我们，刺眼的闪光灯在你眼前狂闪，我忽然觉得自己实现了一次有前呼后拥感觉的明星梦，当然，所不同的是为明星拍的那张照片，是为他们步入辉煌，可为我们拍的这张照片很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终结的一张通行证。
在这里，一个颇为繁华的都市，一个原军队开办的饭店，一个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都，我们竟会被十几人围着不得迈出饭店一步，并被明确告知：“你们一是离开西安，二是滞留在饭店不得迈出饭店一步。”
同样在对方宣布这二条规定的时候，他们未出示过任何可表明他们身份的证件，尽管是在我们多次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明的时候。
第二次出京遇到的这么多的公然阻挠，包括我被绑架与欧打，他们从不出示任何证件，也不表明自己的任何身份，只是以绝对压倒多数的人众和他们可以操控社会一切资源的能力，使你能猜测他们服务的那个机构与身份，当然，即使你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后，你又能够用哪项适用的法律与之抗争呢？！
这就是我二次出京与隐形人进行的一场无形的较量，而这一较量在常人眼里我们是显得何等的弱小与无奈。
（2006年5月8日回忆于香山）
转自《民主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