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天骄,今年17岁,是佳木斯第八中学(原铁路3中)高中二年级学生。当我提笔给你们写信时,我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本应该享受父爱和母爱的我,此时却遇到如此难以承受的磨难,我该求谁帮我呢?如果人都能想到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人人都有子女的话,都能把自己的良心放正,我会如此悲伤吗?
我是妈妈唯一的孩子,妈妈是晚婚,生我时妈妈已经是37岁了,妈妈把全部的爱和希望都倾注在我的身上。从我懂事起,妈妈教育我最多的是如何做个好孩子。记得我上幼儿园时,每天回家都会向妈妈讲这一天发生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小朋友打了我,我告诉了妈妈,我以为妈妈一定会帮我找阿姨,可妈妈却教我怎么样受到欺负而不计较,妈妈经常用真诚、善待他人的故事,引导我的言行,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种下了真诚、善良、坚忍的种子,为我今天优秀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我只有一个纯朴的想法:在学校努力学习,拿优异成绩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让他们开心、快乐、幸福;在社会上做一个真心为别人好的善良人。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领先,而且连年减免学费,还得到了奖学金。当然,每当我得到荣誉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与妈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每一次也都为自己有一个好妈妈而自豪。
然而当我这次接到“市级三好学生”荣誉证书时,我不但高兴不起来,我倒对我应不应该做这样的好孩子、好学生以及我做个好学生将来干什么等等,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甚至我不想上学了。
我曾有过幸福、温暖的家,有爸爸和妈妈。但从我记事起,不幸就开始侵袭我的家。妈妈得了子宫肌瘤,严重的贫血使妈妈经常卧床不起,每次月经来潮的大流血,都是让妈妈生不如死的煎熬。妈妈经常对我说:“妈妈要是出远门不回来,你就到大姨家去住。”大姨家有哥哥和姐姐,所以我每次都高兴地答应妈妈,同时还会天真的说:“妈妈早点回来,大姨不会给我梳“金鱼”头,我会想妈妈的。”
后来我才渐渐的明白了妈妈的话外音。也许就是这份母女骨肉情牵着,让妈妈放弃了轻生。那时幼年的我每当看到妈妈痛苦的表情,我总是轻手轻脚,小心翼翼不敢出声。
记不得是哪一年了,妈妈修炼了法轮功,从此改变了妈妈的人生。很快妈妈的身体恢复了健康,温柔的笑容又回到了妈妈脸上,而我也从妈妈的痛苦和压抑的环境中解放出来。
就在我象小鱼儿一样自由遨游在幸福海洋中的时候,一个晴天劈雷在我头顶炸响。2003年5月17日爸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因突发脑溢血病故。妈妈痛不欲生,精神几近崩溃。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真切的感受到了骨肉分离的剧痛,仿佛我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每当别的孩子提起他的爸爸时,我都会很痛苦,我已经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了,可我每当这时,我又会安慰自己,天娇不能愁,我还有一个好妈妈呢。学习之余我也尽量尽我所能劝慰妈妈,我也深知天娇不能再没有妈妈。
就在爸爸去世的一年后,家住外地的大姨因炼法轮功,被非法判了三年劳教,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妈妈曾多次去劳教所看望姨妈。但每去一次都因不肯念佳木斯劳教所非法制定的骂大法、骂大法师父的“问卷调查”,不但见不到姨妈,还要遭到警察的恐吓,精神多次受到刺激。
2005 年冬,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姨妈从劳教所(保外就医)接到我家。姨妈的身体经医院检查是脑血栓,内脏器官都严重病变,最严重的是肾占位(即癌症)。姨妈在我家近四个月中,通过炼功,加上妈妈的精心护理,身体大有好转。当家人把姨妈接走后,妈妈的精神一直很紧张,老担心姨妈再次被绑架。
有一天妈妈看了一个关于“中共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导,这种残暴、惨烈的恐怖压力,使妈妈精神彻底崩溃了,她在家里常告诉我:“今天警察又把某某某抓走了,摘器官去了!”或者“咱家被公安局监控了,你看到处是监控器!”妈妈白天整天在街上游走……
那些天我一边上着学,一边惦记着妈妈,就怕有一天回家见不到妈妈。然而,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坏。
2006 年5月30日上午,妈妈在佳市百隆市场附近,看见一个卖瓜子的老太太,妈妈因神志不清,想要拿100元买老太太的包,老太太不肯,双方正在为此包拉扯之际,被正在巡逻的安庆派出所片警王化成看到,妈妈在13点左右被带到安庆派出所,在妈妈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警察对我家非法抄家,搜走了几本大法书和录音带,并把亲属为我学习用而买的电脑也打开检查,在没发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强行将电脑搬走,说是回去研究研究。
当日半夜,妈妈被送进佳市拘留所,据悉当时拘留所拒收,而派出所找人强行送入。次日,姨妈带着病痛从外地赶来带我去看望,妈妈已不认识家人了,面色苍白,食水不入,看守所出证明要求办案单位放人,而派出所警察要求姨妈在保证书上签字,姨妈因保证书有要求“随叫随到,不许离开当地”的字样,并且这种抓捕本身就是非法的,因而拒签,派出所以此为借口拒绝放人。
事后第六天,姨妈去看守所探望,看守所告知:已下通知,证明孟的精神有问题,要求“改变强制措施,放人”。次日家人先去派出所要人,派出所所长栾晓磊竟然拿着看守所的通知书,打电话找到公安局国保大队陈万友,当着我和姨妈的面就说:他们(看守所)说病危不收就不收了……等等。
当我和姨妈去公安局要人时,陈万友说:“拿钱来领人。像她这种情况得交一万多元钱,看她就娘俩挺困难的,就交五千元吧。”姨妈说:“她家里只有一个上高中的孩子,娘俩还在租房住呢,哪有钱呢。”陈说至少也得3000元,姨妈说:“她精神不好不能关押,为什么放人还交钱?”陈说: “光说有精神病不行,得有诊断证明。”在亲属的再三要求下,陈拿起电话让栾小磊通知家人自己去精神病院去开证明,姨妈去精神病院,接待的医生说:我们不对个人。医生出于职业道德,拨通了栾晓磊的电话,接电话的警察叫张国福,当医生对张说明检查所需材料包括病人家属证言、邻居证言、看守所管教证言等时,张蛮横的回绝说:“这不是我们负责的,不管。”当再次给陈万友打电话时,陈也是回避。当我和姨妈再度去派出所要求放人时,安庆派出所竟然出具一张对妈妈的刑事拘留证,并推卸说已把材料交市局处理。
就这样妈妈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被送到西格木劳教所迫害,我从此成了不是孤儿的孤儿。
前几天老师找我谈话,鼓励我“明年就要高考了,一定要考出好成绩”。老师的关心,再一次触动了我去思考自妈妈被关押以来,通过跟姨妈到各级机构去申诉的经历,接触到的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妈妈是中等专业毕业的,可也算是知识份子,更何况妈妈从不占别人的便宜,如果不是被吓得精神不正常了,她能为要买一个卖瓜子的老太太的包而与人争执吗?为什么要不顾事实编造罪名非法关押呢?这些“警察叔叔”难道不懂什么叫“执法犯法”、“落井下石”吗?
为什么给钱就放人,没钱就劳教,我不懂法律,有这样一条规定吗?而且还可以象卖菜的小贩一样的讨价还价吗?
作为国家的公务员、执法者,张口就说“法轮功好,可我也没办法,共产党让我干我就得干”,那共产党不是说为人民谋幸福吗?怎么不让做好人呢?再说共产党培养的干部都是没有头脑的,像机器一样的分不清好坏、对错、那样无理智吗?
努力学习,考出好成绩,到底为了什么?我如果将来当一个警察,也要去这样 勒卡无辜的百姓吗?
那么我刻苦学习的前途是什么?如果我所学的知识,不能用于建设我的国家,不能问心无愧的服务于那些善良的人们,不能为那些孤独无助的好人伸张正义,而成为一个暴政指挥下违背民心、残害忠良、搜刮民财、中饱私囊的工具,那我宁愿现在就放弃学业,做一个有人心的,有良心的普通民众。
我要我妈妈!我要我妈妈回家!!!
叔叔、阿姨,我相信一定会有良知正义的清官。请伸出您的正义之手救救我的好妈妈,帮助那些像我妈妈一样的那些无辜的人早日回到亲人的身边,早日回到自己的家吧。像我这样一个孤独的女孩不能没有妈妈,更不能没有与妈妈相依为命的家呀!
上访中我也亲眼目睹了一些善良的各级领导,迫于压力和无奈,有的歉疚的说“我们只能最大限度的做到这些,请理解”;还有的说“权力有限,虽然不能给你解决根本问题,但我们会帮助你”;特别是那些仗义执言的律师说“上边不让给法轮功做代理,但我们可以为你们提供法律援助”;等等。
在此谢谢各位叔叔、阿姨,虽然现在妈妈暂时没有回到我身边,但您的善念、正义、良知、对我的理解就是在帮助我,已经给了我要回妈妈的信心和勇气。众志成城,我愿象《宝莲灯》里的沉香那样救出妈妈。
我也常常对着夜空告诉妈妈:我的好妈妈,您一定挺住啊!您的女儿会尽全力讨回公道,妈妈一日不归,女儿上访的脚步就一刻不能停歇,终究会有正义的人为您伸张正义的。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回家!!!
此致
孟宪英的女儿:马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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