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约1562),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状元,嘉靖三年(1524)因谏议“大礼仪”远戍云南,流放终生。杨慎是明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在明代词坛上也有着很高的地位。明人周逊《刻词品序》说他是“当代词宗”,清人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说:“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杨慎在明代文化中的地位,和苏轼在宋代文化中的地位;杨慎于明词,和苏轼于宋词,都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两人同为蜀人,又长期漂泊异乡,思乡之情在词中时有体现。比较二者的思乡词,可以从中窥探出他们心境的某些幽微之处。
读杨慎的思乡词,会发现苏轼对他的影响无处不在。
杨慎故乡新都和苏轼故乡眉山相距不远,使得杨慎对苏轼在崇敬之外,更多了一份亲切。杨慎有诗云:“眉山学士百代豪,夜郎谪仙两争高。”认为苏轼是与李白并列的文化巨人。杨慎的《词品》云:“古今梅词,以东坡此首(《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为第一。”《草堂诗余》又称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坡老词,仙手”。苏轼这两首词固然异常出色,但杨慎对其评价之高,恐怕也不无乡曲之见。
苏轼对思乡之情的描写,很多直接为杨慎所继承。
杨慎此类词里,颇能发现苏轼的影子。如杨慎《西江月》中的“云阙九重阊阖,家山万里岷峨”,显然来自苏轼《满庭芳》中的:“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杨慎有《沁园春》和《满庭芳》也学苏轼直接把“归去来兮”用进词里。杨慎《鹧鸪天》中的“孤馆残灯恼梦思”也是从苏轼《沁园春》中的“孤馆灯残,野店鸡号,旅枕梦残。”而来。杨慎《柳梢青》中的“一发中原,孤踪万里,折尽丹心”,来自苏轼诗句“青山一发是中原”。杨慎另一首《鹧鸪天》中的“都将璧月琼枝句,付与樽前薛小桃”,情思来源于苏轼《浣溪沙》中的:“璧月琼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不知来岁与谁看。”杨慎《浪淘沙》中的“怕见雕梁双燕子,常下珠帘”,也类似于苏轼《少年游》中的“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杨慎《鹧鸪天•易门小吟》中的“障泥未解玉骢骄”更是苏轼一首《西江月》中的原句。苏轼《江城子》中的“吾老矣,寄余龄”也被杨慎借用在《江月晃重山》里:“吾老矣,何日赋归来。”
从中可以看出,杨慎对苏轼的作品是相当熟悉和喜爱的,在填词时,苏轼的影响有意无意地从他的笔端流出。
杨慎词和苏轼词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常将家乡风物入词。这当然不算首创,因为在思乡的作品中写家乡风情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苏轼的开创之功在于,作为在外飘零的蜀客,他较早地在词中描写蜀中风物,如“认得岷峨春雪浪”“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等等。杨慎也常在词中写到苏轼提过的蜀中风物,比如锦江,杨慎词里常常可以看到 “锦江烟水迷归里”“罗甸国,锦江城,望云就日两关情”等句子。
锦江在成都城里,并不经过苏轼家乡眉山和杨慎家乡新都,但两人却不约而同地在词中用锦江和成都来抒发对故乡的怀念。这是因为在古人心目中,成都府往往就是四川的代名词。《三国演义》里,刘备白帝城托孤,对诸葛亮说:“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里成都显然指蜀汉。而四川人也往往有成都情节。张大千后半生漂泊海外,在巴西看到一片土地,颇似成都平原,于是买下来修建“八德园”——实际上,张大千的故乡在内江,并不在成都平原上。
苏轼写词的手法也为杨慎所学习。苏轼《蝶恋花》下半阙:“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浣溪沙》下半阙:“梦到故园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月明千里照平沙。”都以酒醉酒醒来描写思乡情绪。杨慎词里也不乏这样的描述。他的《庆春泽》最后写到:“锦江烟水迷归里,绿琴心、愁恨慵调。梦回时、酒醒灯昏,月转梅梢。”以酒浇乡愁,然后酒醒梦回,无限孤寂。苏轼和杨慎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共鸣。
当然,杨慎的词也有着和苏轼不同的特色,如《长相思》里“雨声声,夜更更,窗外潇潇滴到明,梦儿怎么成?”颇带散曲风味。这也是明词常有的现象。词的曲化在明朝相当突出,杨慎也未能免俗。
读苏轼的词,偶尔会遇到一个问题:有的貌似思乡的词其实不是在怀念西蜀。如他的《少年游》上半阙:“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显然这里“还家”是指还杭州。苏轼喜爱杭州,视之为故乡,直把杭州作眉州。《卜算子》上半阙:“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唐玲玲教授在《东坡乐府研究》中说,虽然江南风物类似西蜀,但苏轼还是认为故乡归去应须早。其实,这首词中的“归去应须早”,依然说的是回到江南,因为词序中说了“自京口还钱塘”,下半阙也说:“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不还杭州,如何有此描绘呢?
虽然后半生多遭贬谪,但不管走到哪里,苏轼在怀念家乡的同时也处处为家,在杭州,他一方面惆怅“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另一方面却说:“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在黄州,他一方面惊喜“江汉西来,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而最后南贬惠州、儋州,他一方面几近绝望“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另一方面,到了海南,对这片土地有了感情后,他又宣称:“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之所以这样,除了因为苏轼性情豁达,随遇而安之外,也因为他父母去世后,家乡已没有直系亲人,两兄弟都携带家眷在外宦游,自然对乡愁要看得开一些。而杨慎不同,他常年谪贬南荒,孑然一身,孤踪万里,而老父和娇妻却留在了新都故乡,刻骨铭心的乡愁体验要比苏轼深刻得多。所以,即便苏轼怀念家乡的亲人,也只能在梦中看到亡妻“小轩窗,正梳妆”;而杨慎思念的却是现实中的家乡亲人:“遥想玉人肠断处,屈遍春葱。”
也因为如此,苏轼思乡词中尚存希望建功立业后归还家乡的心愿,如《阳关曲》:“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水调歌头》:“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尽管这个愿望最终成为了泡影,让他在老迈之年独对苍梧烟水,“千古恨,入江声”。
而杨慎思乡词的格调要低沉许多。刚开始他还期盼能刀环敕归,重新在政治上正名。到后来他终于绝望了,不求做官,只盼还乡。“强欲登高,携酒望吾乡”“千里有家归未得,可怜长作滇南客”,这样悲凉抑郁的情感在杨慎词里尤为突出。这种情感到了后来,似乎只能是神游故国,寄情梦幻,苏轼是“忘却成都来十载”,而杨慎“十年奔向红尘,何处可寻蓬岛”,部分思乡词带有很重的游仙意识,如这首《南乡子》:
黄鹤蓬莱岛,青凫杜若洲。愁人寂夜梦仙游,不信一身流落向南州。
万里家山路,三更海月楼。离怀脉脉思悠悠,何日锦江春水一扁舟?
杨慎状元出身,本想在政治上大展身手,但命运给他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使他在壮年贬谪南荒直至去世。这样的人生使他产生厌世寻仙的想法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只是天府故国,也如他梦里的仙境一样,成为了远在天末的杨慎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但杨慎对故乡感情的执著,却毕竟使他能身后魂归,这点,似乎又在冥冥中强过了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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