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款认同和接受程度高的应属那些初涉歌坛的歌手。在我接触的这些歌手中，这种初来乍到的歌手对接受来自大款的资助有着直截了当的态度，甚至毫不讳言的招呼着：“嘿，给介绍个大款。”现今歌坛的出人头地已非几年前可比，现在歌坛的空间还是被十年前的那拨“老人”占据。早几年的扬名立腕虽有艰辛和少为人知的付出，也难免肉体交易，但不象现在这样有条件没条件都往唱歌这条道上挤，竞争太厉害。没有天赋的就大把洒钱，这些靠钱铺路的歌手的歌没唱出来，倒把圈内的风气给弄坏了，歌坛的收费价码一年比一年高，初涉歌坛的歌手面临着硬性开支，买歌、做样带、拉关系请客，基本的吃住开支就让一些歌手轻易的倾斜于交换原则。
几年前，有位西安来的女孩子，就凭着看到我给“戏剧电影报”写的一篇专稿而认定我可以帮她进入圈内。她先打电话找到编辑，要到我的寻呼机号，立刻进入热线传呼，当我迫不得已应约与她见上一面时，她迫不及待的表示她对进入圈内的规矩全懂，可以为艺术献身什么的。她这种直白和对所谓规矩的接受让我惊异。在她经济窘迫和求艺无门的时候，难免用个人的最后本钱赌一赌。半年后，在中唱的录音棚里与其巧遇，她是来交费订棚录歌的，介绍身边的男子是“哥”。外地来的歌手有种可以模糊个人背景的优势。就见她那“哥”麻利地点出五千元给其交棚费。到了去年，她还推出一首贺岁歌，打榜，她在电话里讲是另一“哥”出资。而在今年她又拍了个画面粗糙的MTV，据她自己介绍，就这样还花了近十万元呢，是她又一位“哥”出的资。她虽被“包养”，但还是按照歌坛起步惯例稳步进行的，个人单曲、MTV、打进排行榜，在不同的“哥”的帮衬下渐渐有了动静。
来自湖南的歌手吴秀花，是走另一条大款路线的歌手。她在williamhill官网 音乐学院自费进修声乐课程，她进京后的学费、食宿费来自早她一年进京打工的妹妹的资助，妹妹在这里做一些家乡的手工艺品再到市场上卖。吴秀花对妹妹的援手是感到压力的，在课余时间，经同学介绍，她就去几家歌厅客串当歌手。后来她才知道，她去的歌厅都是别人挑选剩下的，路远、报酬低，在这种低档歌厅唱歌，没有得到尊重的氛围，谈不上锻炼，只是积累一些经验。当场总会有貌似老板的客人主动套近乎，几次还掏出钱开价提非份要求。吴秀花对这样的人不敢接近，更不敢有幻想。她与一位老板有来往是今年初的事。她妹妹常去的城南一家批发市场的老板在得知她有个当歌手的姐姐时，就让她介绍认识。吴秀花对和这位老板的交往自称定位在“交朋友”的分寸。听得出，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对外的一种掩饰。她私下讲道：“以交朋友的名义来往是给我自己心理安慰，即便是对妹妹和家里人都能说得过去。”
在北京发展，一心想当歌手的吴秀花是处于矛盾中的，在观念上是排斥“情感交易”的，但面对城市生活的挑战和精神冲击，她表现出妥协。像她这样的在校歌手从“交朋友”中最直接的受益是学费、生活费没有后顾之忧，也不必每晚奔波着去歌厅唱歌而耽误学业。
不过也有面对“包养”和经济挑战而另有选择的歌手。在新一届MTV 大赛参赛作品展播中，有部民歌MTV 作品得到专家们的赞赏。演唱者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女歌手。据她讲，在围绕这首歌曲而录制CD、拍摄MTV 过程中，她已支付了80多万元的费用。
她早在1993年就在山东地区的电视歌手大赛上夺得第一名。很快来京发展却处处受制，最强烈的感受是歌手的发展是与经济条件挂钩的，同时歌坛的交易满目皆是。这位很有个性的女歌手不甘于这些条件的制约，离京返乡。几年的拼杀后她做了一家公司的老板，前年又把公司开到了京城，自我包装，还真成绩斐然，其演唱的歌曲CD 作为庆香港回归的礼物送给港人，又有部MTV在当届大赛获了铜奖。其自身实现了老板与歌手的结合。
对选择当歌手的挑战性，她颇多感触地说：“我看现在能当歌手首当其冲的还不是个人天分和机遇的条件，而是经济实力，在歌坛这种成熟的市场，没有经济实力别说竞争，就连进门都难，我比较过93年进京和99年再度进京发展，变化最大的是经济挑战的递进。”
“93年那时买一首名家的歌，再编配、录音，顶多几千元就够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刚买的一首民歌作品，写词作曲都有知名度，还是看在有点师生情份上，词曲各开价一万，再进棚录，编曲又得几万，如果进乐队的话，价码就要跳着开，接下来还有宣传费用什么的，这么高的费用一般歌手很难负担。”
歌手们正是面对这样的经济要求而显得无奈，众人有种心照不宣的心态，无论什么样的选择，即使是交易，只要能促成事业的成功，总是得大于失的。成功可以补偿自己的付出。但另一个简单的现实却被忽略，即每年的成功者廖廖无几，似乎每个人认定自己将是幸运者。还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在被“包养”后真的能如自己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吗，既然是交易，不可能只是简单的接受，还要付予，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改变事业走向的变量。
98年7月，笔者结识了部队歌手黎晖，她当时的单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半信半疑的发问：“你们圈里是不是特乱呀，看你们生活得多随便，都说为了出名要做交易，这种事是不是特多。”见她的时候不多，时不时她就讲，下部队演出去了。全是义务，没酬金。环境简单让她想象不出其它环境的挑战性。
1999年新年，我与几位朋友去“2000俱乐部”唱歌，特意叫上了黎晖，她说自己是第一次到这种娱乐场所。让人没想到的是，她居然穿了军装到场，说是快退役了，想多穿几天军装。
黎晖唱了首《嫂子》，她的音色偏中音，有磁性和穿透力，她陆续收到十几束鲜花和二十几张名片，是现场客人送过来的。黎晖一股脑把名片全交给了我，说：“我拿这些没用。”我知道，如果换了圈内的歌手，这些名片的含意就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了。
2000年三月，黎晖退役后选择在北京当一名自由歌手。出于帮助，我给她提供了一些演出机会。“五一”这天，北京有一家规模不小的俱乐部开业，到场的有几位当红歌星，我让黎晖也参加表演。她的台风舒展大方，不矫情做作，她特有的音色也是出众拔萃的。演出后，这家俱乐部的老总找我做黎晖的工作，让她来这里当歌手。黎晖皱了皱眉头说：“这里的环境不好，现场观众不礼貌，比我们部队的战士差远了。”看来她的心态和感觉还沉浸在军旅歌手的情结中。
在六月的一次见面时，黎晖吞吞吐吐地说，她结识了一位“大哥”，是以前的战友介绍的。虽然只见过几次面，这个“大哥”却帮她办了几件事。“大哥”给她母亲来京治病提供治疗费用，还托关系找了最好的大夫。当听说她忙着找新歌发展事业后，他表示可以出笔钱来资助她。这种大款对歌手追逐的方式和手段并不稀罕，据我所知还没有失败的。我有种预感，黎晖与他的交往结局不会跳出既定的窠臼，歌手对大款的依附就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需要，而唱歌可能是最不需要的了。
很快黎晖告诉我，“大哥”对她很关心，看她生活得拮据，就经常给她一些钱，只要她一推辞，他就声称是借给她的；为了让她安心练歌，特意为她包租了饭店的房间，当她推脱时，他立刻表示，等她成名后要偿还的。我不由得提醒她，作为一个自由歌手能有人从经济上帮助她不知算不算一种福气。但这种款哥与歌手的关系是圈内常见的，别浪费了自己的天赋。
此后，我很少见到黎晖，她常打来电话谈些自己的事。一次，她与另一位歌手一起去见一位被圈内人称为老爷的作曲家。这位老者对她们很热情，说是刚给中央台的晚会写了一首歌，他表示可以送给黎晖演唱。谁知第二天老者打来电话说，这首歌又给了与黎晖同去的那位歌手了。黎晖后来才知道，这位歌手在她离开后为了让她自己拿到这首歌，不仅单独请老作曲家吃饭，还拜他做了干爹，演唱者就这么换了人。黎晖的那位“大哥”听说这事后，出了三万元钱让她把这首歌给重新拿了回来。对这件事，她深有感触，说：“没想到金钱会有这么大的作用。
她还经历过一次圈内人的戏耍。她托人请一位作曲家写了一首歌，作曲家告诉黎晖，唱他写的歌都能参加打榜，如果拍MTV就能上电视台。约她见面后，一起吃饭，作曲家喝了酒，就有些放肆。当黎晖把自己仅有的一万元钱交给他时，他流露出不屑：“这与我平常的报价差远了。”晚餐后，作曲家开车送她，但车转来转去，越开越远。在车上他提出了非份的要求，见黎晖几次挣脱不从，他就翻脸说：“还没有一个歌手像你这样拒绝我，不靠我，你很难有出头之日。”
她跳下车，被抛在了路上。作曲家隔着车窗对她冷冷的说，“拿足钱再来取歌。”这次还是她那位“大哥”出面，不出三天，不声不响的把这首歌给买了回来。她心有余悸的看着手里的曲谱，委曲地说：“这首歌拿得可真不容易。”
这些尚未走红和正创知名度的歌手对得到的经济支持相当珍惜，往往可以让自己借此而取得成绩。可那些成名歌手在经历包养生活后却是另外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经济条件好象又不是艺术水准、事业发展的决定因素。
经历包养的歌星的苦衷
有位从江苏来京发展的红歌星，她以发型独特而引人注目。2001年3月的一天，她为宣传自己新推出的单曲而邀几位记者朋友捧场。一见面，，女歌星先带人浏览其租住饭店的三套包房。其称一间是会客用，一间是自己供自己练声，还有一间是专留给自己整理头发用的。众人对此不解其意，她解释为保持发型和保养头发要花不少时间。“这是我的一个标志，我当然要珍惜爱护。”女歌星现在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居住水准同她几年前来京时寄住在亲戚家的窘境成了鲜明对比。
不少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转好的男女歌星，喜欢对传媒的朋友炫耀、展示，可不愿对外曝光。于是在报刊上见到的文字多是歌星如何的拮据、生活困窘和为费用发愁。享受着优裕的生活，读着描述自己穷困的文字报道，是多么怪异的感受和嘲弄呵。
这位发型出众的女歌星是在半年前被其自称为“新男友”的一位有钱人包养下来的。外人看到的多是这位有钱人给她提供的种种优越条件，但少见其人踪影。那歌星对自己眼下的条件持肯定态度，“我就不应该总让自己为买歌的钱、棚费什么的发愁，忙于这些的话，我的才华就发挥不出来。”在买新歌的出手上她很大方，她相信现在就是花大价钱才能买到好作品。不过她抱怨这次花了五万元到手的新歌“写得不怎么样，”还不如她几年前花二千元买的歌有唱头。
来自全总的一位作曲家的说法对这位被包养的女歌星的表现有番评判。“这位女歌星当初来京时，通过别的朋友介绍来的，她多次登门求教，我当时刚写好一首歌，她喜欢的不得了，非掏出身上仅有的几百元买下，那种真诚很感人。”
“现在不同啦，她想要首新歌，把我和词曲作者直接约到饭店，见面也不以老师相称了，只客气的叫着先生，她高高在上的样子给派活。对新歌她表达不出完整的东西，就让我们围绕着她的意思写，她特意强调，别顾虑费用，她会按最高行情支付。好象她最多最看不起的就是钱了。在这种没有灵感、没有情绪的前提下搞创作，谈何质量，就糊弄呗，拿到钱就行。现在看来她这样突然有钱的女歌手不是个别现象。”
女歌星自身也出了毛病，面对着眼前优裕的条件，自己的那种对事业的热情没有了，进棚录音，既没有嗓子又没感觉。自己事业前景在有了经济条件保障后反倒模糊了。
在被包养的歌星中还真有这么种常见的现象。在自我发展时整天忙着事业之余，还要为生计而奔波，但这时期的演唱事业是有活力和希望的，个人也表现努力；当生计通过包养选择而解决后，个人的演唱事业却开始停滞了，甚至有的歌星就此从歌坛消失。这种现像是有许多成因的，但那种身不由己和不能自主的附从生活是比较重要的原因。有的歌星在这种生活的初期会坚持一种个人原则，但由于这种关系的既定的附属性，个人原则很快就放弃了。这就是经济条件左右情感的必然结果。
有位浙江籍的女歌星，借助几首清纯的情歌走红歌坛后，很快走上了经济附从的这条路，对方是位某品牌的独资企业经营者，他为她提供了住宅、汽车和在歌坛的开销，她不得不在时间上更多服从他的需求，出席一些酒会和商界的聚会。虽然这位老板对她个人的事业给予经济支持，但瞧不起她投身的行当。而在她的眼里，他没什么文化品位，她不得不常常掩饰自己对他言行的反感。她在朋友圈里从不认定这层关系，也不对人提起，知者廖廖；而这位老板在自己的社交圈里从不隐瞒和她的来往，只不过他把那种不以为然的态度也一同流露出来。彼此的关系是排斥与吸引共存的，她对自己这种依附的现状有过忧郁，也试着摆脱，可是一触及到在歌坛发展需要资金支持这个现实问题，她的态度就软化了。生活开支暂不说，单就拍部音乐电视来说，投个五六十万的费用是平常事。
生活一旦有了享受的条件，再失去就是痛苦了。现在这位女歌星对现状是心理平衡的，她认为“演艺这行本身就有着人前风光、人后吃苦的特点”，现在的个人选择是为自己准备的一条退路，越是红火和有知名度，越会对可能经受的冷落、被人遗忘有些恐惧，尽管表面上对传媒她表示不在乎过平民生活。
近来有位被包养的女歌星在隐退三年后复出。在公众面前，她只是淡淡地把自己三年的包养生活说成是“去几个国家旅游和增长阅历去了”。她此次付出是因为与对方分道扬镳。虽然她在舞台上仍以清纯形象示人，但已难掩风尘。她对身边人不无怨气地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大款，大款全是贷款”。这是她几年隐退的最大感受。据知情者说，在这几年中，她就没登过台，只是在国外那几处别墅中真的过起包养生活，她曾逢场作戏般在一些华人聚会的场合玩上几手卡拉OK，但现场没人知晓，或者说留意她的歌星身份。当了多年的歌星在没有掌声的场合演唱让她倍感凄楚。
当她摆脱包养生活重返歌坛后，又有种种不适。迟迟找不回在舞台上的感觉，大概是还没有改变习惯。包养生活在享受条件方面是完好无缺的，吃穿住行都处于只要动脑子不必有举动的状态，一切都是现成的准备好的。物质生活的享受如果成为习惯，让人很难接受回到这种享受之前的生活中去。她为了保持自己生活条件的不滑坡，想尽办法，又没有别的技能依恃，只能靠复出的演唱出场费，于是就不断的向演出主办方要价、加码，只要有演出方邀其演出，她就坚持要与同台的一线歌手同等的出场费，这种要求自然被对方拒绝。起初退掉了一些晚会和演出机会还不算什么，可当演出主办方达成一种默契对她冷处理时，她就坐不住了。
她慌得自己压价也要争取抛头露面。可是现今歌坛更新换代最快，空出的位置早有人抢占。现在这位复出的女歌星不得不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或者出场拿准歌星标准的出场费，或者自甘寂寞而再回到那种依俯生活中去。
经历包养的歌星的发展往往是事与愿违的。在有了经济保障后常常是又唱不出什么好歌，艺术表现的个性没有了。自然出众的光彩、诠释作品的能力都不见了，只是干巴巴的个人符号而已。是独立，还是被包养，这是个大问题。
有位经历过包养的女歌手接受采访时讲道：“我发现自己接受对方的资助后，生活中的各种开支都控制不住的增长，以前忽略的一些开支也变得缺一不可，就连化妆品也开始讲究品牌了。外出的时间增加，光顾的场合增加，在服装上的开销自然增多，穿梭在社交场合上，香水的味道和服饰的装扮是女人的标志。”
“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花钱的需要，他给我的经济支持就像是一个高消费的开头，送我一部手机，就可以疏远公用电话，不用一有事就为找街头电话犯难；有了他的资助，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生活在异地的父母，在开支、生活费用方面都不象以前那样拮据。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在经受经济条件影响这件事上是依次开始的，但如果对这种经济条件拒绝的话，各方面会一下子被牵动。有时我尝试让自己停止享受汽车、手提电话带来的便利，包括搬出他提供的住房和他交予我的每月给家乡父母的三千元寄款，准备摆脱他的经济影响，这样一来就能不受其摆布，改变在生活中处于他的附从地位，但我很快败下阵来，自己似乎难以接受，也让我在家乡、父母那里没有面子。尽管很痛恨自己这种能上不能下的生活态度，可面对现实中的优裕条件，我显得很无奈。”
她还讲述了对方是如何让她接受、逐渐享用他提供的经济资助的技巧。“他每次送予礼物都是表现得很随意，不像是有意设计的。比如他送我手机时，随口说着和你联系不方便，有手机就方便了，有演出、录音的活，人家也很方便的找到你，别在联络手段上太落后。他支持我给家里寄款也是我无法推托的理由，他这么说，你出来几年，该让父母享享你的福，让父母在家乡那边风光一下，我每月借给你三千元钱，你寄给父母，你别拒绝，你自己记账，等成了明星，用出场费来还我。”
“我把自己捆绑在他人的经济基础上，想摆脱的话，在我主观、生活方式方面都很难的”。
张宇是浙江人，是一家名牌服饰企业的老板。在接触中，他承认，除了同知名度高的女歌星白某是密友外，另与圈内三、四名男女歌手也“私交不错”。
“我给予他们直接的经济支持，一般有什么困难，他们都对我说，有买房要付首款的、有拍音乐电视凑经费的。我去年出资赞助了一部20集的古装戏，这几个歌手都找我来争取唱主题歌、插曲什么的。我与歌星交好表面上看是我个人的行为，实际上对我的企业、产品品牌有好处，对他们每个人我都赠送不少我的企业生产的服饰，在圈内，他们会经常提到我创的品牌，我不指望能带来多大的效应，只要他们这些歌手穿著我这种品牌的服饰上台演唱。”
“女歌星苏某是我的同乡。我的企业打的是明星效应，我在经济上把她包揽下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拍了几个名人广告，都是她出面邀请圈内的演员。从这个角度说，我和她又是商业性的合作关系。我为她支付的费用不是那种零七八碎的，是一笔结一笔。”
张宇同时对与他来往的那些艺人有些看不上，他抱怨有的歌星出场费都是五、六万的挣，可找他报销费用时，会把百八十元的饭费也算在内。
“我看得明白，这些歌手对我没什么感情，也没有长远打算，只是能利用就利用的心态，包括与我走得近的白某，虽然给她花的费用大，双方没有感情的共同点，就是靠利益维持，我对她们的表现看不起的同时，她们对我这个商人也是轻视的，他们的言行中有时就表现出来，这是隔行带来的矛盾，让我得意的是，在与这些歌手的交往中，我总是处于主导地位，他们总是求助于我。”
另一位不愿表露个人情况的李先生是位台商，某品牌啤酒的经销商。他说能与歌手有来往是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现在包养的一位女歌手被视为才女型，她自己写歌自己唱，录音出带子，资金有缺口，便经朋友结识了李先生。“一见面，她不象想象的那么矜持，自来熟的感觉。
“我提出如果出了这笔钱会带来什么利益回报的问题，她没多作犹疑，当即表示，不会有什么商业回报，艺术就是艺术，回报的只能是她自己。没想到歌手能这么大方和直接，我没有与唱歌的人有过交往，对她的言行很是吃惊。在以后的来往中，我发现艺人确实在各个场合能调剂气氛，也让我成为引人注目的人。
“还有件有意思的事，经过她介绍，我还帮助一位从烟台来的歌手，她参加我这家公司的联欢会时表现很好，演唱很卖力，我感觉欠她一份情，后来知道她录歌时需要笔费用，我就帮她一个忙，这件事我没往心里去，有段时间都忘了，后来这位烟台的女歌手打来电话，说是录好歌了，我就鼓励她几句，但她接二连三的给我打电话，也没什么事，只是闲聊几句，有一次我问她到底有什么事，她就反问，您真的就为了帮我，没别的什么要求吗？
“问得我很纳闷，后来还是我那位才女歌手给我解释，这位歌手接受我的帮助后，因我不再理睬她，她反倒有些不适应，惦记着能对我以身相报。”
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歌手，都对彼此发生的经济关系保持清醒意识，结束关系立刻就无牵无挂，不必受此牵绊，也无需什么承诺。大款包养歌手是半公开的现象，其存在的形式是微妙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相互以兄妹、恋人相称也是不错的解释。当然，这种现象并非是歌坛的主流，大多数的歌手仍是在努力奋斗，勤奋的创作出好作品。话说回来，之所以有歌手对包养有认同与选择，也说明歌坛内确有一种不健康的问题存在，诸如只要有了钱就能够出名，拉关系就能买来机会。这种竞争的不公平只会给歌坛的发展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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