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11号），我在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由于东道主在会上告诫全体与会者：不得将研讨会内容公开和外传，一个参加会议者接着强调，更不能写到个人blog上，我顿时觉得这本来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学术研讨会，现在似乎变成了秘密会议。我们不过是根据宪法的言论自由，谈了点新闻媒体的表达自由嘛，难道自由就这么可怕吗——遇到了香港的一个同行，把我教训的无地自容。
会上，有内地媒体人士向这位香港同行提出了很多问题，并且都是幼稚得不能再幼稚的问题，香港同行解释了一通，我自认为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认识比内地新闻界人士要深刻的多，便中途插话说：“其实，这些问题在香港是不存在的，比如，因为媒体、记者批评了政府，政府部门就对其进行报复，捏造罪名把总编辑或者记者抓起来，这在香港是无法想象的。我们生活在广州，每天都可以看到香港的电视，一个新闻突然发生了，一边是手忙脚乱的警察，一边是脚乱手忙的记者。在报纸上，哪一个报纸那一天不批评政府和政府官员……”未曾想，这位香港同行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同意我的观点：“那是你没有认真读那些报纸，有些报纸是小骂大帮忙，它根本不会真正地去批评政府。”这位同行说，很多香港媒体的老板还有其他身份和产业，与政府有关系，他们不会跟政府对立。还有的媒体老板在内地有产业，需要内地政府和官员的支持，他们也不会揭露内地的问题，所以，现在香港的媒体已经很少见到批评内地的新闻，即使有也不过是一些小事情。
我被教训了一通，为自己的无知和肤浅感到惭愧！事实上，我总是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天，我一个人坐在香港立法会门前的摭打广场，忽听得人声鼎沸，请愿者的呼喊声此起彼伏，约有100多人手持各种标语牌，有的头上还缠着布条，在区议员的带领下，来到立法会门前请愿。原来，立法会当时正在开会，要讨论的正是涉及他们请愿的内容。我起身近前观看，发现现场只有一个警察，站在一边看着，而各大媒体、包括国外媒体的记者上下忙乎着，又是采访请愿的组织者，又是拍照，香港电台更是来得直接，它把转播车开到现场，直播请愿，从头到尾没有人干预，也很少有人围观——游行、示威、请愿，这些玩意在香港实在让人见多不怪。
那时候，特首还是董建华，实际上他已经熬不住了，香港的报纸每天都在批评他，并且给他起了个雅号“废董”。我想，在这满是 “政治刁民”的地方当政治家，实在不容易，没有海量的心胸，没有对民主、自由、法治的深刻认识，自然是一天也呆不下去，没准还要被“政治刁民”们整出点心脏病之类的东西，所以，老董同志果然很快宣布辞职。在我们的这次会议上，香港的这位同行说：“我们对他（董建华）的评价，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很好的老人家，他应该回家带他的孙儿。”呜乎！哀哉！
最后，说到香港的新闻自由，这位同行认为，距离理想状态相差甚远，香港的媒体老板应该向美国的媒体老板那样，不准担任其他职务，尤其是与政府有关联的职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持新闻媒体的独立。
（2006年3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郭国松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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