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二年开始，我这个刚留校的助教就担任了七九级专业课的答疑老师。那时师资青黄不接，学校希望对我们施以拔苗助长之法，好早日补上文革十年所造成的大"窟窿"。但文革前历年留校的众多老师们刚晋升为讲师或付教授，连一次主讲课的机会都还没捞到，正排着队儿候选呢。在教研室倒金字塔结构下，作为七七级留校的唯一助教，自然成了答疑老师的不二人选。
八三年初，七九级的同学正在做毕业设计。毕业后的去向，自然是每一个毕业生的头等大事。我因与同学们混得熟了，晚上也到他们寝室聊聊天，谈论毕业的事儿。有一位同学已向系里申请，要求分配去边远地区。我和他开了句玩笑：你的觉悟真高。
大约一个月后，系里召开教职工大会。系总支书记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位青年教师："一个为人师表的教师，对面临毕业分配的同学不仅不鼓励，反而用讽刺的口吻打击先进同学的积极性"。坐在小马扎上的我，心里有鬼，脸便不自觉地红了。不点名比点名还让人难受！心里那个悔哟，直把肠子都悔青了。平日里我本不是多言多语之人，居然还是吃了嘴巴的亏。古人云"祸从口出"真是一点不假。原来这位积极要求进步、打算在毕业分配战役中火线入党的同学向组织反映了我的不当言论。
平心而论，作为一名教师，如此说话确有不妥之处。能够主动奔赴边远地区的毕业生，不管其动机如何，都应该受到鼓励。开玩笑也应该看人、看场合。
八三年下半年，我"考"入了部办英语培训班（英语考试）。此班之目标瞄准ＥＰＴ考试，进而选派出国进修人员。不曾想英语培训班结束后，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无一例外，均参加了ＥＰＴ考试，唯独我一人因系里不同意报名而被排斥在考场外。半年后，好不容易让我参加了下一次的考试，且考试成绩不错（据说为部里第一名），又恰好本专业正有一名赴荷兰的进修名额。同事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这个赴荷兰名额非我莫属。但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总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无奈，八四年底又参加了研究生考试，终被定为出国研究生。后来系里一位较年轻的领导告诉我，这次定我为出国研究生，系里的阻力也是相当大。只是分数悬殊太大，研究生部不同意换人，最后系里才勉强同意。这么多曲曲弯弯，我不知是不是"讽刺"事件的后遗症，至少也应该是影响因素之一吧。
一晃，在国外已混了二十多年。早过了"不惑"，知了"天命"，耳朵也慢慢地"顺"了不少。不是杨师群事件引起，可能已经记不起这码子事儿了。不知当年主动要求分赴边远地区的七九级同学生活工作顺利否？昔日的答疑老师遥祝你合家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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