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流氓擅长以美言掩饰打家劫舍的强盗行为。老流氓说是"替天行道"，新痞子说是"革命造反"。文革中才几岁的红小兵抓住我的一枝金笔说∶"伯伯，我给你军管了"--即军事管制了，她是从红卫兵哥哥姐姐那里学到的抢夺藉口，有这似乎光明正大的词儿，孩子纯洁的天性开始狼性化。
狼性是中共党文化的核心之一，从时间看，狼奶的土产原料就是王学泰先生挖掘的流民文化，由原始暴力崇拜到用替天行道造反再进展到无产阶级革命，口号不断变化，旗号不停更改，装束不息翻新，却一脉相承。1927年农民运动，就是毛泽东自己说"好得很"的痞子运动，大收藏家大学者叶德辉被痞子戴高帽侮辱并抢杀于湖南家乡，刺激国学大师王国维跳了昆明湖。这运动再从井岗山到陕北、东北以致全国。以土改名义推行的痞子运动，将县县、乡乡文化士绅灭绝后，又漫入城市，乡村流氓痞子穿起文化革命的外衣，把具有现代文化的精英如顾准、傅雷、老舍、剪伯赞、邓拓、吴等灭绝。毛泽东横向借鉴，将列宁、斯大林以军事共产主义手段应对国内战争的余粮收集制，在和平时期移置过来，改名为统购统销，把农民口粮也收去，用来换军火与原子弹技术，饿死的数千万乃是他玩农民运动的农民。披着马列洋装的williamhill官网 流氓比历史上土著的流氓如朱元彰更能迷惑人。
我从17岁起就进入党文化严密控制的机关，吮吸狼奶，好在这之前我接受过1940年代学生民主运动的洗礼，对狼毒还具免疫力，这点免疫力产生的抗拒性把我打成异类，中断了狠奶的灌输。文化革命腥风血雨把我淋醒，六四屠杀把我彻底震醒，18年来开始哇哇地吐出心中的狼毒，直到退休转为历史看客，还原我的人性。我吸的第一口狼毒叫世界观的改造，那时流行以苏俄为师，用奥斯特洛夫斯基这少共的革命青春做范本，把他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名言摘下，作座右铭，如∶"为家庭而生活是可耻，为个人而生活是禽兽"这两句话正适合当时讲的清除个人主义皈依集体主义。从思想上消灭自我，融入那狼群。
我吸的第二口狼毒叫立场。接触这概念最早是遇见初中同学王某，他说去投考川西革命大学，出的试题问 ∶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他回答是蒋委员长就错了，说他是国民党的立场，必须违反事实，说毛泽东领导了抗日才是正确观点立场。有了立场就可把事实篡改历史歪曲。我接受了这立场狼毒几十年。后来才明白毛是反彭德怀百团大战的反抗日派。闹减租退押与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机关里成天号召我们这些出身非工农家庭的学生背叛家庭，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机关里比我大些的女同志，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她那在川军中的将领父亲是她策反起义投共的。在当时的政协属民主人士，称先生不称同志，她出于背叛家庭的立场，把父亲当成反动阶级的标本来控诉与揭发，在这种控诉中获得一种正义的假像。大义灭亲的意味受到上方的赞许，树为样版，让她到处去作控诉报告。我看见成都在1951年3月挨家挨户抓人，一天在北郊昭觉寺外杀140多人，我对自己惊疑的内心说∶没有流血的革命就不彻底，以此镇住心中的忐忑。人性就这么被立场偷换成狼性。
我吸的第三口狼毒叫忠诚。1951年在斗与杀的狂中，机关里开展忠诚老实运动，把传统的忠君孝父意识移置来忠党爱国。举目一看，都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再由学校门跨入机关门的大、中学生，嫩得未脱天真，未涉社会，历史单纯清白，不是中共地下党团，也是左派进步青年，挖不出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于是重点挖思想，那时流行一种坦白时尚，谁能把心里的隐私合盘托出，谁就是先进人物，有的人真会检讨自已，脑里的活思想说得话灵活现。我常常为自己不会检讨表现积极产生苦恼。那个从小因小儿麻痹症而残废的川大学生，坦白自己见到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跳舞，在众多人群中旋转，产生了刺杀这大人物的一闪念。就像小说《牛虻》中青年亚瑟向神父做弥撒时坦白心灵活动进行忏悔。他哪里知道坦白就进入档案，他终身是个思想反动的危险人物。可是他到文化革命还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在这种忠诚灌输下，也害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直到打成极右发配服苦役，还认为这是对自己忠诚的考验。多少年后发现刘宾雁发明第二种忠诚，也一度首肯，这狼毒中得有多深。
我吸的第四口狼毒名改造，改的目标叫知识份子工农化。我参加土改时领着农民打家劫舍，分田夺财，上级要求我们这些文明学生向乡村粗野农民学习，学拥护革命的坚定性，克服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软弱性。那个姓陈的民兵队长把一个地主如老鹰抓小鸡般摔在尘埃时，正在土改中争取入党的老李在我身旁暗暗喝采，低声对我说这种纯朴的阶级斗争感情正是我们缺乏的。我听了点头，今天才觉醒这自我思想改造就是人性变狼性，文明向野蛮的倒退。知识份子工农化的诡计文革中又用在知识青年身上，让城市文明向落后小农学习，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以"变相劳改"一语戳破了其原形。
我吸的第五口狼毒叫斗争。把毛泽东讲的斗争的绝对性奉为哲学理论，在与天与地与人的斗争中，从恐惧达到无畏，由人性转移为狼性，对一切血淋淋的杀戮不再惊疑与反感。
这一切用革命意识形态包装的狼文化就是中共党文化的内核，我几乎异化成一条毛泽东狼群中的小狼仔，还在用世界观的改造与革命立场坚定这些教条来约束自己的言行，用左派革命知识分子标准看自己。反右运动中把我打为右派，开除出狼阵营后，给了我认识党文化的条件。记得曾流行于社会的"同志"的称呼，普遍得全民皆革命志士似的。帮毛反王明的刘少奇，后来变成叛徒、内奸、工贼；帮毛清除刘少奇的林彪，已定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又被诬为抢班夺权，变成叛国投敌的叛徒。他们的内讧擦亮了我的眼楮。
1980年代，我发现中共高层凡是人性未泯，想以人性去看待与处理一些事物的，就遭到批判与围剿。周扬赞同人道主义，就被胡乔木以马列教条包装的兽道主义批判。不失赤子之心的胡耀邦与良心未泯的赵紫阳，对青年学生表示同情与理解，他们的人性便受到同僚中很党性的扼杀。成千上万纯贞的青年学生六四血流长安街，冲洗了我心中的狼毒，看见那些民族精英与社会良心。
狼性在平常会伪装成形形色色的大公来掩盖大私，以冠冕的理论辨解卑劣的目的，以虚拟的"人民"概念来掩盖一党集团私利，以动听的"革命"理由掠夺社会财富，以国际主义口号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用民族主义装饰扮演爱国主义。李慎之、顾准、李锐等人的觉醒，给我极大的启迪与震撼，借这支笔还能舞动，把中毒历程记录下来，以警示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