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安大，我就去见赵书记。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干革命四十多年了，还没见过这么难办的事，明明上级有批示，下面就硬是层层顶着不办，表面上还装着服从组织的样子。我和他们缠了两个月了，还没结果。你来得很好，你去找他们据理力争，你不要怕。"
我又找到那位掌握人事大权的干部。他阴阳怪气地说："这个老大难的问题，经过省委、校党委、和人事部门的努力，基本上解决了，但还要上报省革委会，请发正式调令。快过年啦，你回去等着吧。"
我以为大功告成，就回到高庄，全家人自然又都欢天喜地。不料等了半个多月，还是杳无音信。我沉不住气了，不顾天寒地冻，又从和县爬上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晕车呕吐，疲惫不堪，回想起来其实是青光眼的症状。多少年来忙着活命，哪里顾得上小小眼球。到合肥后，挤上公车，好不容易走到安大。先到招待所落脚，倒头就睡，顾不上吃饭，反正也没胃口。第二天，又去人事部门。那位官员一见我就问："你怎么又来啦?"
我说："上次你让我回去等调令。我们等了半个多月，也没收什么调令。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得又坐几百里地的长途汽车来向你请示。"
他没好气地说："我们忙得很，问题要一个一个处理，你瞎催也是白搭。跟你说过了，你爱人的工作问题原则上已解决，但还有些具体细节要研究。你还是回去等着吧。"
我说："我们好不容易才等到如今。你这次不彻底解决，我就不回去。从明天起，我每天来听你的回音。"
从此以后，我每天一早就去人事部门"上班"，坐在门口一张长凳上，用从我一件旧毛衣拆下来的毛线给一村织毛衣，没有人理我。见到那位官员，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发调令。他总是说："还有一些具体细节要研究。你回去等着吧。"我一连"静坐"了三天，毛衣也打好了，决定再去向赵书记求援。我问他，他们说的"具体细节要研究"是怎么回事。
赵书记说："什么‘具体细节'！他们又在搞鬼。杨主任给你爱人批的每月工资待遇不低于一百元，被他们擅自改为文革前的临时工工资七十元，并已写入给安师大的调干公函，我很生气，但再拖下去，又怕夜长梦多。你还是见好就收，不要再跟他们纠缠，尽快让你爱人去报到吧。"
我说："这真是欺人太甚，违法乱纪！我们感谢您和张校长的大力支持，抓紧时间去报到，等宁坤取得教师身份再向省委反映吧。"
三入"虎穴"，精疲力竭，但是，谢天谢地，终于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夹缝里取得了全家人渴望的成果，一村也美滋滋地穿上了用旧毛线织的新毛衣。
二
三个孩子都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城，但是五年的下放生活在他们心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一毛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作为见证。
鞋
来美国六年了，什么都适应了，就是还不穿高跟鞋，只穿平底鞋，或是球鞋。我这双脚，不太长却特别宽厚，根本买不到合适的高跟鞋。
"你这对猪蹄儿，都是那些年光脚光出来的。"妈妈老爱说。也是呢，那年爸爸、妈妈挨整，被赶出大学，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时，我才十岁。
一天清晨，我学着村子里别的孩子的样子，背了个粪筐去"钩屎"搜集狗、猪的粪，作肥料。每交给队里十斤粪，就可以换得一分工（合人民币三、四分钱）。
"哈哈！城里来的丫头子，钩屎还穿鞋。"小狗子笑我。
"她还不晓得鞋子不好做嘛。"邻家的英姐护着我说。
从那天起，我就不穿鞋了。从那时起，妈妈也没钱给我们三个孩子买鞋了。我的脚皮渐渐地磨厚了。大夏天走在沙石铺的大路上，既不觉得烫，又不觉得疼。雨天里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我也会用脚趾深深地嵌入烂泥而不跌倒。下雪的时候，要么就整天呆在家里，要么就在妈妈的旧胶鞋里塞上一大把棉花，踢踢拖拖地穿了出去。春节到了。村里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妈妈，我也要新衣服、新鞋子嘛。我吵着，不肯穿那件烂得一条条的棉袄去拜年。"
"一毛，农村人讲迷信，过年一定要穿新的。咱们不兴这一套。马上就是春天了，还要什么鞋。"妈妈哄着我和她一起去了。
春天来的时候，我已经会放牛了。十四岁的英姐也讲了婆家，学着绣花，做鞋子。英姐家里穷，她哥哥说不到媳妇。她爸爸就给他们"换亲"-英姐的哥哥娶英姐的男人的妹妹。
爸爸不许我学做鞋，说有那个工夫，不如多看些书。牛儿吃着草，我就和英姐坐在草地上，一个看书，一个纳鞋底。
"你怎么看得懂呢？"英姐羡慕地问。 "你要上学的话，也看得懂的。"大队小学里，只有我一个女生。 "家里不教唸书，有什么法子呢？"她把针在头皮上刮刮，用劲在厚厚的鞋底上扎下去。"你把书上的故事讲把我听，我给你做双鞋。"一天英姐突然说。
"真的？英姐，真的？我给你讲故事，还给你唱歌。"我是宣传队的队员，每次去工地慰劳挑河的民工，我都带头呼口号，还来段独唱样板戏。
一部《西游记》讲完了，八个样板戏唱光了，我的新鞋也做好了。厚厚实实的白布鞋底。深蓝色的鞋帮，鞋头上还绣了几朵小花。我那份乐啊！英姐说鞋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才穿的。既不过年，又不是 节，我就每天晚上洗了脚，睡觉前穿着新鞋在床上走一圈。泥巴地的房子，新鞋走上去会弄脏的。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走亲戚？"我老问。 "明年，一毛，明年妈妈带你去天津，看舅舅、姨妈，表哥、表姐。"
"为什么今年不去呢？"我并不肯就此罢休。
"天津在几千里路以外哩。"
"我可以走嘛。" "走，走，走。走远点。别在这儿让我心烦了。"妈妈把我轰开了。鞋小到不能穿的时候，我们也没走过一趟亲戚。英姐倒是出了，再也没人给我做鞋了。
婚后，英姐连着生了二个女儿。她生第三胎时，正好是春节。听说她生了双胞胎女儿，年初三我就赶了去看她。
"英姐，快让我看你的双胞女儿们。"我一进屋就喳喳开了。
屋里暗暗的，她躺在床上。我走近了一些，看到她在哭。
"月子里的人，让她歇着吧。"他婆婆进来了。 "英姐，我走了。"我把带给她的一把天津寄来的糖果放在床头，跟着她婆婆出去了。
"她为什么哭？"一进堂屋，我迫不及待地问。 "咳，命苦啊。"她的眼圈红了。"已经养了二个给把人家的东西，又来了二个吃饭的。大年初一，图个吉利。初二才把二个讨债的丢到河里去了。"
不记得怎么离开她家的。这两个可怜的女孩子，倒是随着河水，清清爽爽的去了。不像其它同命运的女孩子们，一生下来就给倒提着，往尿桶里一丢了事。这以后不久，我们全家就因爸爸、妈妈的平反而离开农村，我也没再见过英姐了。
爸爸、妈妈到另一所大学里任教，我也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去上学。第一天上学，我兴高采烈地把两条大辫子梳得光光的。刚走到教室门口，班主任老师就把我拦住了。 "老师早！"我恭恭敬敬地说，笑着。教室里有那么多女生，我想赶快进去。
"你的鞋呢？"老师问，并没回答我的问候。
"我"我嚅嚅地不知说什么好。不是年节，又不走亲戚，为什么要穿鞋。
"回家去，穿了鞋再来上课。"
当我哭着跟妈妈说完老师没让我上课的理由后，妈妈反而笑了。"咳，搬家一乱，加上在农村住了那么多年，我倒忘了这个。别哭，妈妈带你去买双新鞋。"
在我的学期小结上，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类的评语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学会了穿鞋的、纯朴的乡村姑娘 。"
(第十五章 再入虎穴， 1973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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