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直到1974年1月底，极左分子被迫放弃阻挠拖延的策略之后，我们才终于收到调令。久经变幻无常的政治气候的折腾，生怕夜长梦多，我便冒着大雪出发前往芜湖报到。老王丶一位好心的下放干部，恐怕我忧患余生又在路上出事，欣然陪同我在冰天雪地中长途跋涉。我们先挤上公共汽车去和县金河口，搭轮渡过江，然后老王好不容易才死劲把我推上了一节拥挤不堪的铁皮车。车厢中央赫然在目的是一只大尿桶，让我想起半步桥劳动教养所监房的往事，回味无穷。
安师大新任的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魏心一满腔热情地接待了我。五十年代早期，杨效椿任省委宣传部长，魏任副部长。反右运动中，杨中箭落马，魏也于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两人都平反复职，文革开始又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近年再次平反，魏在杨的领导下对新职满怀憧憬，一心要办好这所全省最大的大学，首先要恢复对学问和有学问的人的尊重。他说他早就盼望我来，加强英语教师队伍，并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我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到各有关部门走了一圈，办了各种手续，第二天身上带着一百四十元现款回家。外语系一位女副书记，不顾一位副主任的反对，坚持从系里小金库借给我两个月的工资，"让巫老师和家里人欢欢喜喜过春节"。我被停发工资已四年之久，对我来说这笔钱简直是天文数字。八年来，这是全家第一次在一起欢度春节！怡揩的情绪甚至没受到明显影响，当她得知她再一次没如愿被分配教学工作，因为外语系书记说："我们正缺打字员，打字也是革命工作嘛。"
不幸的是，春节一过，我们一家又要拆散了。安师大人满为患，暂时没有住房可以分配给我，而系里已经决定要我在二月开学时就上课。经魏书记特批，我带着一丁和一毛住进附近的鸠江饭店一个小房间，他们俩已经转学到师大附中。怡楷得带着一村留在高庄，等候房管科给我们一家五口分配住房，科长把我的名字放在等候分配住房名单的最下面 。
自从我在1966年5月底上过最后一堂课之后，一转眼七年半过去了。大学学制从四年改为两年，招生办法不再是通过统一高考择优录取，而是从工丶农丶兵中选拔，条件是阶级出身好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金榜题名的称为"工农兵学员"，以别于文革前的"资产阶级大学生"。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统称"上丶管丶改"。教师成为学员监管下的改造对象。
外语系副主任丶张副教授分配我教英语专业二年级一班精读课。全班二十人，其中一半是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下放几年期间靠收听英语教学广播节目自学过英语。其余的是由公社丶工厂丶部队选拔的，没学过英语，对于英语也无兴趣，只想混张大学文凭。张副主任规定选用教材范围限于英译毛主席着作丶党中央文件丶《人民日报》社论丶官方肯定的新小说等等。在课堂上，我把每篇教材中的单词丶成语丶典故等等译成汉语，加以解释，再把语法的难点处理，对于这种课文本身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往往把课文朗读一两遍来打发时间。有些学习比较好的同学爱听我朗读，课后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因此受到政治辅导员和那位女副系主任的警告。这让我想起，在高庄时青年社员爱听我读报，尽管他们听不懂我读的党八股。我暗自好笑，我的声音中一定有什么异端的魔术吧。
英语教师中唯一留过学的是张春江老师。他当年在美国攻社会学，回国后在上海沪江大学任社会学教授。1949年上海"解放"时，他兼任校务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沪江作为教会大学停办，同时社会学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张老师被重新分配到安师大，不是当教授，而是作为一名没有职称的英语教师，月工资6650元。从此以后，每逢政治运动，他就被抓起来，运动结束后又放出来。如此三进三出，莫须有的罪名都是在沪江大学任校务委员时抗拒接管。他是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从来没有怨言，从来没有顾影自怜。他的座右铭是"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每次出狱后，他就马不停蹄，以同样天真无邪的热情，继续为他热爱的国家服务，竭尽全力帮助学生和同仁。他教授英语口语，许多学生都敬爱他，不仅因为他讲的是完美无缺的美国英语，而且因为他真心诚意关心他们的学业。打字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他一有空就去打字室帮忙。他的十个指头在一台古老的打字机键盘上飞舞，快速惊人，节奏优美，准确无误，（他也会弹钢琴），要么清理积压的工作，要么赶印一篇几小时前刚发表的重要党中央文件或者《人民日报》社论的英语译文。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劳动从来没有得到过表扬，数十年如一日的工资待遇一成不变，他也从来没有指望过任何奖励。他是大学校园里一个活的传奇。对于那些毁了他的一生又利用他的才能和爱国热情的人们，他也是活生生的无言谴责。
我第一次在外语系露面，春江就轻快地走过来，张开双臂欢迎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失落多年的兄弟。他住在赭山顶上两间破败的小屋子里 ，他的夫人是艺术系的钢琴教授，也曾留学美国。我们两人都没课时，他就会很吃力地爬上山，带我一道回家去。我们俩一面喝杯清茶，吃点零食，或是吃一顿他动手做的便餐，一面聊天儿。他从来不提他多年来遭受的苦难。他爱谈的是如何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他那份忘我的献身热情令我感动。他真如一江春水在一个漫长的严冬流贯许多人的生命。
另外那位张老师，全系唯一的副教授，却是一个完全两样的人物。他是三十年代从武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可惜他好像并没有从武大外语系几位名教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入党升官。他随着每个政治风向的变动，紧跟党当时的路线。作为党员，他担任分管教学的副系主任，而自己却并不教课。我每天上课以前，他发给我一枝粉笔，其它教师也一样。他在早晨第一节课的上课铃响以前走进办公室，从来不在下午五点以前下班，天天如此。光凭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丶从不迟到早退这一条，他年年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贵为副教授，他享受全系最高的工资待遇。有一天，系办公室一位干部感慨道："我真想知道老张每发一枝粉笔，国家要付出多少代价。这是党员教授为他每月一百几十元工资干的唯一的工作。"这话其实不完全公平，因为党员教授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完成。不久前，在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中，张春江老师受到一名工农兵学员的批判，这个积极分子指责张老师在讲授英语虚拟语气时用的例句"我若为王"。他被控两条罪名：一条是"指鹿为马"，另一条是"怀有反革命复辟的梦想"。党员副教授一向以英语语法专家自命，在业务服从政治的原则下，站稳立场，此时毫不含糊地站在工农兵一边。
二
一家两地分居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我带两个大孩子在学校职工食堂就餐，且不说饭菜如何难以下咽，三个人每月买饭菜票的钱超过我每月七十元的收入。而怡楷和一村的下放生活简直难以忍受了。我离开后的第二天，老螃蟹就下令让三老爹把我们家的两块菜地犁平，并公开宣布怡楷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迫不及待地要把我们的茅屋拆掉，给木料派更好的用场。我不断地催房管科长早日给我们一家人分配一个住所。四月中旬，我得到通知，我的住房已经分配了。我急不可待地去看我的新家，指望一家人早日住到一起。我看到的是一座临时性工棚中的一间屋子，和我们在乡下住的茅屋差不多。这间屋子原来是一家裁缝铺子，前不久乔迁到一个好地方去了。屋子面积大约十七平米，泥土地。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把一家五口安顿在那间屋子里，只得向系领导汇报，凑巧听汇报的就是那位当初坚持要让我予支两个月工资的副书记。她听了很生气，让我再找房管科，就说没法儿住，要求另行安排。科长没想到我刚出"牛棚"不久居然就不服从分配，拿起笔把我的名字重新写在等候名单的末尾。过了几天，政工科和财务科同时通知我：如果我不及早搬进房管科分配的宿舍，我自己就得付积欠的旅馆费。有一些好心的同事为我担心，因为我显然付不起这笔费用，同时也因为某些极左分子可能把它歪曲成政治问题。暑假一到，一丁丶一毛回高庄去和妈妈丶弟弟一起度假，俄语讲师顾永年邀请我搬到他家去住，她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上海家中度假了。为了把我从进退两难的困境解救出来，这位相识不久的同事把自己的床让给我睡，自己冒着同情"摘帽右派"的风险，铺一条凉席睡在地板上。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在当时简直有天方夜谈的味道。但是旅馆的帐单一直压在财务科，直到几个月后，财务科长被魏书记当面批评"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后才解决。
八月中，我终于分配到"新居"。校园围墙外面有一座当年的美国基督教会的教堂，多少年来一直空着，不久前被安师大接收，改建成教职工宿舍。它立在凤凰山下一个高坡上，俯视一条通往专门接待党政领导干部等贵宾的铁山宾馆的汽车道。上帝被无产阶级专政扫地出门，他的家被分隔成八段，每段再分成两小间，分配给八家居住。从高庄搬家的重任又落在怡楷和一丁的肩上。我直到要搬的那天才搭学校派的卡车去高庄。事有凑巧，怡楷的三哥世瑜从怡楷的家书中得知我们要回城，特地从天津赶来帮忙。他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一到就说高庄很像西安附近的新石器时期的半坡村，惊叹我们那么多年怎么居然活了下来。但是我们和社员们朝夕相处多年，等到一家五口和三哥一起挤坐在我们寒碜的行李上，身旁还有一个木箱装着所剩无几的母鸡，挥手向欢送的邻人老小告别，真感到依依不舍。正当卡车启动时，小基贵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像平常一样半裸的身子污秽不堪。他奔跑着追赶卡车，拼命呼叫："老李，带我走！我是你儿子！老巫，带我走吧！"他离我们已有一段距离，怡楷和我同时提高嗓门儿喊道："再见啦，小基贵，再见！你快回家吧！"怡楷咕哝道，一半说给自己听，一半给全家人听："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的新家比高庄的茅屋还小，不过有水泥地。我们还是在那个小煤球炉上烧饭，晴天在户外，下雨下雪时就把炉子抬进来。这里没有池塘，八家合用一个露天的水泵，冬天上冻要用开水浇。这里没有自家的露天厕所，公共厕所在山顶上，上山的崎岖小道没有路灯，厕所里也没灯。家里谁要是晚间非得上厕所，大家就会警告"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毛一天晚上去上女厕所，碰上的是另一类惊险。隔壁沈老师十七八岁的大儿子是个孬子，摸黑闯了进去，吓得一毛大声呼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