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众多的后宫故事中的一个奇迹。贞观之治,盛极一时,除了唐太宗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唐太宗创造了贞观之治,她成就了唐太宗。自古以来后宫都是波涛汹涌,瞬息万变。但是在贞观时期,唐太宗的后宫,却一直是风平浪静,井井有条。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为什么铁骨铮铮的唐太宗在她死后失声痛哭?她究竟有着怎样的聪慧?她作为大唐皇后到底对贞观之治有着怎样的影响?
贞观时期,唐太宗治理天下,长孙皇后掌管内庭,那也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长孙皇后自始至终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唐太宗,是太宗的贤内助和方面军。在唐代的皇后中,长孙皇后绝不是最有权力的,但却是最受尊敬和爱戴的。长孙皇后贤淑、优雅、智慧、大度,用现代最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知性女人。
知性女人皇后楷模
自古以来后宫都是波涛汹涌,瞬息万变,但是在贞观时期,后宫在长孙皇后管理之下,一直是风平浪静,井井有条。这是因为长孙皇后掌控有力。那是一种柔性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这是长孙氏的力量,也是长孙氏的智慧。
长孙氏勤奋读书,一年四季保持不变。读书使她增强智慧,积累知识,增广见闻。她生活俭朴,需求不多,树立了一个俭朴的榜样。不但自己俭朴,她要求太子也这样做。有一次太子的奶娘跟皇后说,东宫的用度不够,皇后就不高兴,说,太子应该关心自己是不是德立名扬,哪有关心用度够不够这种事儿?她胸怀大度。我们都知道后宫关系复杂,但是她处理得很好,唐太宗跟别的宫女生了孩子,宫女因为难产而死,皇后就把这个孩子一直养在身边,像自己亲生的一样,没有半点嫉妒心,树立了当时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准。别的妃子生病了,她就会把自己的药品拿去给人家用。这些举止,史书称为"下怀其仁",即下面的人都感怀她的仁德。
这些,都显示出长孙氏的不同凡响,但是更卓越的是她的自我定位。
长孙皇后的自我定位是什么呢?就是以唐太宗为准绳,以皇帝的大业为目标。她自己和自己管理的后宫,都是皇帝大业的一部分。这就是说,长孙氏始终是唐太宗的一个方面军。这是什么?这就是很标准的母仪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孙皇后与其他大臣一样,也是李世民的部下。只要是部下,就有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问题。稳定后宫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不要对朝庭治理天下形成干扰。
长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
后庭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请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
在上级和下级之间,有几种相处的方案可供选择。一是让下级作出牺牲来满足上级的心愿。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也是百姓最痛恨的。二是欺上瞒下。这一般是主意大的人才敢于采取的方案,通常也是坏人才会这样干。三是让上下级都不满意,这不可能是一种选项,但确有这样的结果。欺上瞒下者往往如此。四是让上下级都满意,这是最佳方案,但是难度最大。
我们看长孙皇后的这个记载,这不是一个个别事件,而是皇后处理同类事件的一贯做法。这是一个三方关系,后庭的人、皇后和皇帝。后庭中的人犯了大错,皇帝发怒的时候,皇后的方法是"助帝怒",并请求亲自来处置,决不轻饶。她不是顶着皇帝的怒火,而是顺着皇帝的思路。等到皇帝过了愤怒期,她才开始慢慢调查处理,最后决不能让后庭的人受冤。
看起来,这些都是小故事,都是配角的小故事。其实呢,都牵涉贞观之治的大问题。贞观之治是williamhill官网
难得的理性行政时代。不仅皇帝理智大度,皇后也如此,大臣们也如此。大家围绕皇帝工作,千方百计不让皇帝犯错误,所以李世民成就了williamhill官网
皇帝的最高业绩,所以贞观时代就拥有了理性行政的美名。
皇后病重期间,太子建议皇后赦免囚徒,度人入道。这是常见的争取人心和舆论的方法,也是佛教的功德表现,当时称作"修福"。皇后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我向来不作恶,如果善行无效,那为什么还要求福呢?至于国家大赦,那是国家大事,怎可因我而乱天下法事呢?
这段言论,凸显皇后的理性精神。对于生死,抱着自然主义的立场,反对有意追求什么修福长寿。对于大赦呢?她坚决采取不干涉态度,因为那是国家大事,不能"因我"而乱法。
后宫问题众多,稳定是绝对的大局。皇帝妻妾众多,不仅争风吃醋,更有争夺继承权的问题。长孙皇后十分自信,从容不迫地管理后宫,为保证李世民全力以赴地治理天下,起到了十分显著的辅助作用。
纳谏的唐太宗和理性的皇后,真是一对难得的男女主角,他们的价值观如此接近,难怪会为后世称道。长孙作为皇后,她思考的问题仅限于后宫吗?不,在很多问题上,她都是唐太宗的高参。
政治顾问皇帝高参
长孙皇后如果仅仅把自己管理的事情做好,那么她的历史地位也是有限的,至少没有我们今天评价得那么高。不论是在历史事实还是唐太宗的认识中,长孙氏绝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后宫管理者。实际上,长孙皇后一直是李世民的高参,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
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称:"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矣。"他说皇后"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以后入宫"不复闻善言"。皇后的很多话,在李世民听来都是"善言"。长孙皇后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他们从小同甘苦共患难,相互的信任历经考验,所以,李世民是很听从长孙皇后的劝告的。
李世民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听从皇后的话,历史记载有限。我们从皇后的角度看看,她是如何充当皇帝顾问的。
首先,顾问以不问为前提。长孙皇后这个皇帝的顾问,经常是皇帝问而不答,这给人以强烈印象。皇帝有所问,她就是不回答。皇帝一再问,她就说这是皇帝的事情,我可不能妇人干政。李世民然后就百般解释你没有干政嫌疑,皇后才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为什么?皇后真的没有意见吗?是在扭捏作态吗?都不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是让李世民确认是否真的需要皇后的意见。这是一个意见再筛选的过程。
其次,长孙家的利益,皇后很坚持。在这个问题上,皇后一改以往的习惯,不是回避而是坚持。这当然是因为她是长孙家族最有权势的人,她也自认为对长孙家族有一份责任。
皇后和长孙无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长孙安业,早年曾有虐待继母和弟弟妹妹的不良记录。按照当时人的看法和习惯,后来有了势力的皇后和长孙无忌,一定会报复他们的哥哥的。贞观元年,长孙安业参与了李孝常等人的谋逆阴谋,要杀皇帝搞政变。这当然是重大的政治案件,按照律法,这属十恶不赦之条,一定要杀头。当时也是重要大臣的长孙无忌没有说什么话,可能他的愿望是希望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被依法处置。但是,皇后出面了。她对皇帝说:
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复其兄,无乃为圣朝累乎!
皇后说,我家哥哥干出了这样的勾当死不足惜,可是天下人会怎么理解啊?人们一定会以为是我们兄妹迫害哥哥,因为哥哥当年对我们不好,这尽人皆知啊。如果这样,不是很拖累朝庭吗?
李世民当然不会让他拖累朝庭,也不能让他拖累皇后。于是,长孙安业没有被杀,而是被流放到了岭南。
长孙皇后的这次努力,虽然是从朝庭名声出发进行论证,但毕竟保全了安业的性命。皇后这样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因为她没有公报私仇,也没有继续发展家庭内部的斗争。长孙皇后拥有一种坚毅的理性,对权力也有这样的理性。在保护安业问题上如此,在阻拦长孙无忌掌权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是布衣之交,在唐朝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在唐太宗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功劳很大。李世民当然最信任他。李世民掌权开始,长孙无忌就担任吏部尚书,后来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尚书仆射,就是贞观时期的宰相。但是,皇后就是不同意。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预防外戚干政。这一点,李世民很不理解。所以,还是让长孙无忌当了右仆射。但是,皇后还是很坚持,她让无忌自觉退出。无忌当然想掌权,但是敌不过皇后的坚持,只好申请退出,皇上也就同意了。皇后听后很满意。
长孙皇后对长孙无忌如此防范,而对于另外两个人却是认真推荐,那就是魏徵和房玄龄。李世民对魏徵的纳谏也不是历来心平气和的,有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有一次魏徵在朝堂上给唐太宗提了意见,唐太宗接受不了,怒气冲冲拂袖而去。回到后宫,余怒未消。皇后就说,陛下,您这是怎么了?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乡巴佬,整天找我麻烦,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他。说的就是魏徵。这时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她就进到里间,改换了衣服,穿上了朝服,朝服就是正式见皇帝才穿的服装,来向皇帝祝贺。她跪在皇帝面前,皇帝吓了一跳:这是为何啊?她说,史书上说,主贤臣忠,只有君主贤能,臣下才能忠诚。魏徵敢于提出很多意见,那是因为他效忠您,他敢于这样,正好证明陛下是贤能的。现在我有一个贤能的夫君,我能不祝贺吗?这是国家、人民之福啊,所以我要祝贺。
史书上没有记录李世民的反应,想来一定是喜上眉梢。注意皇后说服皇上的角度,她是从表扬皇上的立场来维护魏徵的直言。试想,她如果从批评皇上度量狭小入手,那么问题一定会更复杂,甚至完全弄糟。这种方式的成功,是建立在对人性弱点认识的基础上的。
皇后不仅能提意见,而且善于提意见,这种方式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对于后宫的事情,皇后也向来如此。长乐公主要出嫁了,因为是皇后的亲生女儿出嫁,皇帝特别嘱咐要多准备嫁妆。结果朝庭准备的嫁妆十分丰盛,甚至超过了长公主。魏徵出来发言了,说这样于礼不合,于情未安。李世民把魏徵的意见转述给皇后,皇后深有感慨:魏徵真是难得,作为皇帝妻子的我尚且察言观色。过去只听说陛下重用魏徵,不知道理由,现在终于知道了,魏徵是能够"以义制主之情"的人。忠言逆耳利于行,魏徵真是社稷之臣啊。然后皇后命令赏赐魏徵。
我们看到,皇后不仅赞赏魏徵,更能对魏徵进行分析,得出"以义制主之情"的结论。其实,唐太宗也说过类似的话: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
毋庸置疑,唐太宗对魏徵的信任重用,这其中有皇后的因素存在。此外,皇后处处维护皇帝形象,也如同魏徵等人一样。
太宗有一匹骏马,他特别喜爱,总在宫中饲养,有一天这匹马却无病而暴亡。太宗对养马的宫人非常生气,一怒之下想杀掉她。皇后谏道,过去齐景公以马降罪于人,晏子云:你养马而死,是罪责之一。如果你因马杀人,百姓知道,肯定抱怨你,这是罪责之二。诸侯国听了,必然轻视吾国,这是罪责之三。齐景公这才没有杀人。陛下读书熟知此事,怎么会忘记呢?太宗怒气才解。他还对房玄龄说,皇后拿平常事启发我,真使我受益匪浅。
爱护皇帝的形象,就是爱护国家的形象,是爱护国家的一种重要表现。但是,这个爱护不是护短,不是隐藏皇帝的错误,更不是为皇帝的过错辩护。真正爱护国家的荣誉,爱护皇帝的荣誉,就是减少皇帝的犯错。帝王无私,不是说帝王没有私心,而是说帝王代表国家,事无大小内外,都关涉国家,都是公共事宜。
这不仅需要皇帝处处从国家利益、民众福祉出发,也需要大臣们从多个方面共同督促皇帝。长孙皇后对于唐太宗而言,是特殊的臣下,她能发挥其他大臣发挥不了的独特作用。唐太宗和唐太宗的时代,正气占据上风,长孙皇后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
临终遗嘱深谋远虑
长孙皇后和皇帝情真意笃,贞观十年(636),长孙氏三十六岁的时候去世。皇后临死之际,对皇帝说了一番话,可以看作是政治遗嘱。一是相信房玄龄,二是不要重用外戚,三是要求薄葬。除了第三个问题以外,前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唐太宗的最终名声,也关系后来的政局。
皇后病重的时候,房玄龄正好犯了一个错儿,被李世民停职。皇后觉得这件事做得不当,所以把这件事提出来。皇后认为,房玄龄为人谨慎,忠心报国,最值得信任。对于房玄龄的信任,唐太宗最后可以说是做到了,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去世,这之前,太宗保证了房玄龄没有出问题。因为有很多人想扳倒房玄龄,都被太宗挡住了。保住了房玄龄,就是保住了唐太宗的英名,保住了贞观之治的名声。没有皇后临终前的嘱托,唐太宗是否能做到,真的不敢说。
另外一个遗嘱,唐太宗有一点不明白,怎么在他的时代会出现外戚干政?对于长孙无忌,他既了解又信任。不过,太宗至死也没有忘记皇后的遗嘱。他依然重用长孙无忌,但是也不是没有限制。至于最后长孙家族在高宗时的覆灭,责任不在长孙皇后,也不在唐太宗。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孙皇后最担心的后果,后来还是可怕地出现了。
皇后怎么能够洞察到后来的局面呢?
这个世界上,长孙皇后最熟知两个人,一个是哥哥长孙无忌,一个是夫君李世民。只有妹妹才知道,在艰难的岁月里,长孙无忌如何渴望翻身,如何渴望获得权力,扬眉吐气。他的这些渴望已经到了心理扭曲的程度。而在现今的政治旋涡中,特别是在李世民的高度信任的前提下,长孙无忌的这些渴望真的可能实现。这在皇后看来是可怕的,渴望已久的权力一旦获得,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贪婪,一切恶果都可能发生。于是,皇后才在临死前再度提出这个问题。
长孙皇后真是用心良苦。后来悲剧还是发生了。我们能说什么呢?皇后已经尽心了。悲剧属于长孙无忌,绝不属于长孙皇后。
贞观十年六月二十一日,皇后崩于立政殿。宫中女官把皇后编撰的《女则》一书呈给唐太宗,说:皇后生前把历代妇人参政得失的历史编成此书,自觉文字尚不精练,不敢呈献,不想皇后还没有来得及修完就......太宗打开书卷,不禁失声痛哭。史书记载"上览之悲恸",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内心悲伤,放声痛哭。
想一想整日高深莫测的皇帝;想一想唐太宗这个冲锋陷阵、杀敌无数的马上英雄;想一想玄武门下,唐太宗一箭封喉,让他哥哥眨眼间死于马下......总之,如今唐太宗失声痛哭的样子,让人感到落差太大。不过,这正应了那句老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皇后的去世,确实让唐太宗感到悲伤,心中空空如也,忽然之间丧失了依靠。史书记载,唐太宗说:以后入后宫,再也听不到她的规谏了。
皇后六月去世,十一月埋葬于昭陵。太宗经常想念皇后,不能自已,于是在宫苑之内修建一个多层塔楼,为的是便于自己经常登临,瞭望昭陵。有一次,太宗引领魏徵同登塔楼,让魏徵看昭陵。魏徵说:在哪里啊,我眼睛不好,看不到啊。太宗就用手指示:那不就是昭陵吗?啊?魏徵故意打马虎眼说,啊,是昭陵啊,我还以为你要看献陵呢,要是看昭陵,我早就看到了。魏徵这话,含意很隐晦。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皇后先死,所以先葬,后来太宗死后与皇后合葬于昭陵。献陵是唐高祖李渊的陵墓,他在贞观九年去世,埋葬于献陵。魏徵的意思是:作为儿子,你不想念父亲,单单想念妻子,这让天下人知道了,可不是一个好榜样啊。毕竟,我们是以孝治天下啊。魏徵的意思,唐太宗何尝不懂?但是他太想念皇后了。在魏徵面前,太宗大概也用不着掩饰,他再一次哭了起来。
这次痛哭之后,太宗下令拆毁这座塔楼。那座思念之楼虽然拆了,但在太宗的心中,思念之楼永远高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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