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早点上学，在领我去学校报名的路上，爷爷教我如何瞒报生日、年龄。校长收下了我，爷爷很高兴，回到家里谈经过时，妈妈冷冷地说了一句：教这点小的孩子撒谎！
学是上了，但没过几天，班主任老师找到家里来了，说：小孩还太小，先在家里呆一年吧。我妈说：“先让小孩在学校试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回来吧。”过了一段时间，老师高兴地告诉我妈：“你的小孩学习还能跟上。”这样，我就在学校留下了。
后来，也许为了消除爷爷教我撒谎的影响，我妈给我讲了《狼来了》的故事。我记住了这个故事，记住了撒谎的危害。稍大一点的时候，还试图用画连环画的形式表现这个故事。可见这个故事给我的深刻印象。
文革开始后，我这个不愿撒谎的孩子遇到了麻烦
先是写作文遇到了困难。那个时候，大家写作文都是一个模式：遇到一件事情，该不该做呢？犹豫了。这时，毛XX的教导就在耳边响起，于是就做了一件好事。
自己也做过好事，但不是每次作文都有可写的。况且，即便做了，做的时候也并非都因为“想起毛XX的教导”。比如，在路上看见一个人拉车上坡，就上前帮忙推了。或者看他是同村邻居，或纯粹是同情，并没有想起毛XX那条“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语录。可写作文的时候，你就要这样写。写了后感到很不舒服。所以从小学起，别的课程都不怕，就怕写作文。其它功课、作业都会很快完成、上交，唯有作文，都要拖到实在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交上去。不是因为懒惰或困难，而是因为要经历一番心灵的熬煎！
有时候，为了不再因为写作文而苦恼，就想干脆先跑到马路上去做点“好事”，然后再写在作文里。可当自己真的打算这么做的时候，反而觉得这更卑鄙了。因为前者是被动、无奈地撒谎，后者倒是主动地造假了。于是干脆打消了念头。
比如有一次，看到马路上有一大堆牛粪，恰好带着铁锹，就把它扔到路边的地里了。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在“做好事”吗？下次写作文可算有写的了。这个念头刚一闪过，马上觉得自己是多么卑鄙！所以写作文时反而不用它。
我真希望能拥有毛XX的教导适时地在我耳边“响起”的特异功能，可总不行。不论干好事，还是干坏事，总是事情过去多长时间了，严格地说是要写文章，开始搜肠刮肚时，才想起毛XX他老人家曾经怎么说过。
在那个年代，到处讲的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其实全是撒谎、骗人的东西。任何一个纯真、幼稚的心灵，都无法避免地要就在经历这样的熬煎。
前面说过，文革开始前，我们学校有两个“刘老师”。文革开始后，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刘老师不管事了，贫农出身的刘老师掌权了。掌权后的贫农出身的刘老师决定干一件大事：搞一次规模庞大的“活学活用毛XX著作讲用会”。大到什么程度?全校师生每个人都在全校大会上讲。老师在布置时还鼓励我们，“最好脱稿演讲、要流利、要激昂”。
在布置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在忙着写自己的演讲稿，我却面临更大的心灵的熬煎：这回怎么应付？茫然若失地到处转悠，却被老师呵斥：你的稿子写完了？只好讪讪地离开人群，去找一个能独自呆的地方。
“讲用会”终于召开了。全校学生一连几天坐在大操场上，听一个个同学登台讲他们编造的一个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毛XX的教导总是及时地在空中或者耳边“响起”，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一个个差点堕落的灵魂！（这种宣告灵魂被拯救的过程，恰恰是灵魂堕落的过程）
在这个“革命”的队伍里，隐藏着一个把良知看的比对毛XX的忠诚更重要的人。他也曾经写过一些片断，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撕了。现在，他是唯一没有做好准备人，对于这样一场严肃的活动，采取如此消极的态度，其性质不用说是很严重的。我知道我成了异类，混在革命队伍里，紧张又无奈地等待着被揭穿、被揪出的那一刻。
记得刚上一年级的那会儿，有一次调皮，想放屁的时候把屁股对准了一个女同学。女同学哭了，引来了那个贫农出身的刘老师。照常规，老师应当训斥我几句或者让我罚站就可以了。我也做好了接受这样的处罚的心理准备。没想到刘老师听了女同学的哭诉后，大喝一声：
“什么成分？！”
这一声大喝，吓得我浑身哆嗦，嗫嚅了半天，说：
“上中农”
“就知道不是好成分！怎么，难道你还想骑在贫下中农头上拉屎拉尿吗？告诉你：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来了！”
我扭头看了看被我气哭的女同学，心里一愣：天哪！我怎么那么倒霉呢？偏偏碰上一个家是贫农成分的同学，要知道问题如此严重，还不如找个同是上中农家的孩子开玩笑呢！
好在老师也没有进一步处分我，从此我知道自己是个成分不好的人的，处处要小心。
混在革命队伍里的我仍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别人能接受这场撒谎的游戏，自己却接受不了呢？难道真的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好，对革命、对毛XX没有感情？
演讲的顺序完全没有规律，由刘老师点名决定。第一天，老师没有点我，第二天也没有我，于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点侥幸：也许老师会忘了我，从而躲过这一劫。但在“讲用会”进行的最后一天，严格地讲是在仅剩的几个人中，老师点到了我。
那一刻，我像偷了东西被人抓住的贼一样，挪着双脚，来到全校师生前面放着一张办公桌——主席台前。我没有勇气站在这张桌子的正前面，只是怯懦地、卑微地站在桌子的一边、扶着桌子的一个角，开始了我的“演讲”，当然没有讲稿——这在全校是唯一的。那嗫嚅的声音恐怕只有自己听得清楚。
“有一次，我在马路上遇到一个……后来想起毛XX的教导……我就干了。
“有一次，……让我去干一件什么事，我不想去，忽然也想起毛XX的教导……后来我就去了……
“还有一次，我……”
总之，与其是演讲，倒不如说是一次小丑的表演。那一两分钟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好像过了几个世纪。
在一旁观看的这次讲用会的组织者，贫下中农出身的、掌管学校的刘老师气坏了！
在随后的全校师生大会上，我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他那无不愤怒的讲话持续的很长时间，大部分是批判我的：
我是坏了一锅汤的耗子
蒋介石学习成绩倒好，他不是反革命吗？
我手里拿的一根笛子，这证明我的志趣是‘靡靡之音’。
笛子被没收并摔碎了。我无聊时用笛子在土操场上捅了一个小坑，这也被老师发现，说我是在“自掘坟墓”！
最后，刘老师在讲话的宣布：我是本校的“小四类分子*”，要求大家都监督我，改造我！
天鉴可怜：那时我不过是个九岁左右的孩子！
刘老师在最后几句话把我吓坏了。要知道，在农村，“四类分子”就是那种成天搭拉着脑袋，任何人都可以欺负，大气不敢喘一声的人；就是随时可以抓过来，给头上戴个尖尖的纸帽子，脖子上挂个木牌，一根绳子牵着，就可以在村里游斗一圈的人；就是随便有个隆重一点的会议，呼之即来，安置在主席台两侧，低头垂臂地示众，到会议结束再打发回家的那种人。我成了这样的人，不就完了吗？
那天下午，我独自一人来到靠着学校大院的土崖上，坐在那里，静静地、伤心地俯看着我生活了几年的这座学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只是在想：我成了“小四类分子”，这里还能待下去吗？
思考的结果是，在决定离开之前，先再待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第二天，我模仿“大四类分子”们那种低眉顺眼的样子，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一声不吭地继续上学，同时暗中观察同学们对我的态度。几天过去了，却发现一切跟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噢，原来老师宣布的那个并不管什么用！于是我心释然了。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甚至恢复了先前那种顽皮的个性。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通称四类分子，属于专政对象。在城市里还加上右派，是五类。规规矩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是四类分子们的唯一出路，随时低头认罪是接受改造的起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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