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官员的角色转换，这些年也见得不算少了。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转换都如预想般成功，甚至现在看来，很多角色的对接都不可避免地出了些问题。段先念，这位曾经的房地产商、现在的西安市副市长，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明确表示自己是在“为政府挣钱为共产党打工”。
从2002年开始，有着商人背景的段先念进入政坛，用6年时间将西安市曲江新区运作成了闻名全国的“曲江模式”。尽管这一模式的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议，但这并不妨碍上级对其的肯定：它被寄予厚望，否定它便成了“否定西安市这几年来的发展路子”。作为它的主要创造者，段先念更是升任西安市副市长，西安已将大明宫、法门寺、汉长安城和临潼等历史文物遗址区悉数交给他来运作。而其对西安古城墙120亿元的“豪华装修”更是引来了大范围的质疑：“以伤害一个千年古遗迹及周边环境为代价，去满足一个在别的地方都可以达到的商业冲动”。
一个城市究竟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从现在的情况看，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个别主政官员的私人判断：领导热衷于植树，城市就奔着“园林化”去；领导喜欢石头，整个城市就可以弄得到处碑林石刻。既然摊上一个“地产(副)市长”，那么做什么都像在做房地产也便不足为怪了。问题在于，有多少民生诉求被“地产市长”的这些大刀阔斧忽略掉了？又有多少政府的公共职责任凭官员个人的“豪迈”抛到了脑后？而这一切，都包裹在了“为政府挣钱”的说辞背后。
“为政府挣钱”？这样的表态显然太过直白，太不符合说话者当下的社会身份。政府是什么？按照现代政治学原理的一般理解，政府在本质上应该是每个公民让渡出一部分自己的权利而形成的，服务于公共利益，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公益机构。不仅“做官即不许发财”，而且政府也天然不应该有挣钱盈利的任何动机和行为。将自身职责定位成“为政府挣钱”的公职人员，本身就不可能是称职的。
能够看得出，在段先念那里，商人与官员的身份其实依旧在天人交战、左右互搏：表白心迹时可以放话“为政府挣钱”，但真的要说到挣钱却又王顾左右而言他，“我们根本不追求盈利”。到现在，曲江俨然成为西安名副其实的富人区，炒房者蜂拥而至，而空置房却是十之八九。作为“曲江模式”的创造者，段先念倒是毫不避讳“富人区”的说法：“这里就是富人区，怎么了？”是啊，怎么了？这样的反问确实霸气，但问题在于发问的主体不是商人，而是官员。
商人可以在商言商，但官员却不能眼睛只盯着富人看。在不讳言“富人区”的同时，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及其官员是否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和关照一下“不那么富的人”的生活起居？以近来在各地频现的“贫富混居”尝试来说，基本的住房以及相关公共服务的提供，原本就应当是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将贫富掺杂在一起就可以轻易实现和谐，当然更不是避而不谈就妄想消灭了问题本身。眼光应当关照更大多数的人，他们是否“居者有其屋”，他们是否与富人一样能够足够公平地享受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这一切，当然不是房地产商的职责，但确是政府不能回避的天然使命。政府责任需要制度性的内化，而具体到个人身上便是政府官员的职责和价值观———他们的所思所想、其言其行。
看似荒诞不羁的“为政府挣钱”，绝不仅仅是个别官员的偶发性角色错位，已然成为很多地方主政者的普遍心态。“为民服务”职能让位于“为政府挣钱”，越来越不讳谈“富人区”，但却鲜有时间和精力潜下身段研究和琢磨，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弥合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裂痕。比如，各地政府热衷于土地财政和楼市G DP，却未能很好地尽到提供保障房的责任，未能解决令大多数民众不堪重负的住房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总是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言论，屡屡出现在公众舆论面前，傲慢地跷着他的二郎腿。
